《顏氏家訓》名實第十      馬以謹

 

 

一.       

1.「名與實,猶形與影。」

    「名」與「實」乃一體之內外,名是標籤,實是具體內涵。

2.「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

    德為名之首,求名必先脩身。孔門四科,「德行」為先,此為儒家教化下之觀念。

3.「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顏之推認為士有高下之分。上焉者不以聲譽縈懷;中焉者努力脩身以建立聲價;下焉者則名實不符,徒具虛名,故曰竊名。同樣是「名」,但對照其所擁有之「實」,人品自有高下之別。此乃從「名」之獲取,究「實」與之是否相副,藉以品鑑人物,不脫漢末以來品評人物之方式。

4.「人足所履……賢於折衝之將矣。」

    至誠之言,至潔之行,一般人之所以不信或致疑,因為不易做到。個人修養之於個人名實,必須臨淵履冰般戒慎小心,不得有毫釐之差,否則稍有不慎,即可招致身敗名裂。但這種修德而獲致之名,僅及身而止,不易造福他人。至於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此乃外在事功建立之名聲,它可打開更大的局面,影響所及,亦更為寬廣。這是立名的兩種境界,兩種層次。

5.「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乃貪名不已故也。」

    名聲建立後,藉此社會聲譽,自可求利。以致名大而實虛,有人但巧於求名,而實難副之。殊不知,一偽喪百誠。

6.「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

    當時可藉文章立聲價。

7.「鄴下有有一少年……功績遂損敗矣。」

    事功亦可求名。顏之推習以外在名聲反推內在之實。(如「有一士族…」、「近有大貴…」皆然)

8.「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惑矣哉!」

    人皆慕名,因勢利導,以致其善。且名之大用,不惟生獲其利,更可庇佑後世子孫。

 

二.貳

     1.「名」、「實」並論,主緣於漢末以來名實不副之事日多,仲長統、范蔚宗、葛洪、顏之推等人皆曾就這種現象提出批評。

   卷四十九〈仲長統傳〉引《昌言》〈損益篇〉云:

          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

又《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傳上〉范蔚宗論云: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弛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曰:

      「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責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

同書卷二十〈名實〉曰: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買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愚,其故何哉?」

 

       漢末以降,非但名實不副之事益多,名之內涵亦隨時代而有所轉變。今略述於下:

兩漢經學發達,儒教成為士人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名聲之建立,亦植基在學術與德行上。東漢光武表彰氣節,以政府力量褒獎高德之士,造就東漢醇美的社會風氣,於是德行之重,頗有淩駕學術與官爵之勢,「名」遂具有非凡價值。除了獲致令譽、受人敬重外,其他伴隨名而來的邊際效應,讓人對求名趨之若鶩,甚至可援引聲名抗衡當道,名聲反而更高;下焉者,則競相逐名,名實不副之事遂多。譏評處士虛名之論鵲起,社會便轉而信任專家,善鑑識者乃成為眾人爭相往詣的對象,然而此種人倫鑑識亦隨之由觀察德行,一變而為兼論人物氣質、才蘊,品評立論由具體而抽象,對於下開魏晉玄風頗有影響。

         魏晉清談,名士藉談辯立名。清談末流,已不務思想上的開創,只一味逞言辯。此時樹名,少不得在口給之利上下功夫。而九品官人法的施行,促使門第社會逐漸成型。門第原自有家學淵源,然其子弟至此卻不再專注於學術,汲汲於樹立名聲,復因他們多長於富貴,受玄風熏染,在生活態度上往往放蕩不羈,或恣意地各自展現才藝與性情,而多偏重外部緣飾,以期顯示士庶的不同品味。他們企圖建構出不同於以往的另一種「立名」標準,並且將這些標準任意化、個性化、才藝化,也是所謂的「名士化」,他們互相攀援,競抬聲價,在各種資源和條件上佔盡優勢。這種分眾的自覺讓他們始終主導著社會的風尚和價值觀,也保障他們不致被摒棄於社會的主流之外。

2.儒家、道家、法家、名家皆談「名」,但所指渉各有不同。漢晉之際更常用「名教」一詞,名教與自然乃魏晉清淡主旨所在。陳寅恪認為「以名為教,即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余英時則以為名教「乃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前者側重政治層面的觀察,後者還擴及社會、思想層面。就儒家觀點而言,常著重「人」與「位」之分疏,此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

《顏氏家訓》與《抱朴子》兩書的〈名實篇〉皆著重人物品鑑。顏之推與葛洪並未反思名實何以偏重人的品鑑,二者皆訴求一己之法,對人物名鑑的虛實、名實的得失提出看法,例如《抱朴子》強調內在德行和外在事功間的必然連繫,傾向有德必有功的判斷;《顏氏家訓》則反其道,以外在表現,檢驗內在德性之真偽。但二者對於客觀事物的名實問題全未觸及,名實問題的專注焦點,面向不免狹隘。

3.就顏之推所舉數例觀之,顯然「名」之內涵不一,內涵既不統一,判別是否「名」、「實」相副的標準亦不相同,作者混為一談,顯然內在思考的理路並不精確。

4.兩書反映東晉初年至六朝末期兩位有宗教傾向的知識分子之現世觀,就名實篇做一大膽的說法:佛家知識分子在此二、三百年的演化,要較他之前的道家更為積極,以現世效應做為德行的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