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修訂新稿)

 陳弱水

  

    近年來,文化史與生活史的研究很盛行。不過,研究較早時代的這類課題,有一個嚴重困難,就是材料零散寡少,具體的細節尤難得知。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小說不失為一條可行的途徑。小說的內容雖然虛實難辨,但如果能和實證性較明顯的資料仔細對勘,想像的描寫往往能充當失落了的歷史細節的化身,可以說是「虛者實之」。《太平廣記》卷三三二載有小說〈唐晅〉,對唐代士人舊族的行為和心理有相當集中的反映,趣味性也高,值得從歷史學的角度稍事析論。[1]

     據《太平廣記》,〈唐晅〉出自陳劭的《通幽記》,陳劭生平不詳,該書遺文載事下逮德宗貞元九年(793),他可能是同時或稍後的人。不過,〈唐晅〉的結尾說,文中所述,「事見唐晅手記」,顯示《通幽記》是從另一部著作《唐晅手記》錄取此文。換言之,〈唐晅〉的作者就是唐晅本人。[2]至於此人的身世,依小說的描述,是晉昌人,活動於玄宗開元時期(713-741),小說之外,學者尚未發現任何有關資料。[3]個人在傳世的唐代文獻,也沒有找到這個名字。不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有兩個唐暄,這兩人都出身瓜州晉昌唐氏(晉昌在今甘肅安西,瓜州為唐代地名),分別屬於唐瑤支和唐諮支,與小說中唐晅的身世約略相符。[4]再者,「晅」、「暄」形似音同,《全唐詩》錄〈唐晅〉中的詩,就曾把唐晅誤寫為「唐暄」。[5]依此,兩位唐暄之一是否為小說作者唐晅,是值得考慮的。個人對此問題曾作探考,發現這兩人所處時代差不多,大約都在玄宗開元初期成年,唐諮支的唐暄也有可能是高宗、武周時人。兩人比小說中於開元十五年(727)左右結婚的唐晅,大概要年長十幾歲。總結來說,個人推估出的兩位唐暄的年代,和〈唐晅〉的主人公差距不遠,他們不無為小說作者的可能,惟以史料闕略,斷語難下。〈唐晅〉作者身分究竟為何,與本文主旨關係並不特別密切,今將調查所得,別列附錄,免增論述之駢枝。

     在藉〈唐晅〉考察唐人生活之前,要先敘述故事大綱。小說的主人公唐晅,戀慕姑姑的幼女張氏,於開元中期和她成婚,住在滑州衛南。開元十八年(730),唐晅因事赴洛陽,久不得歸,妻子在他離家時去世。事隔數年,唐晅回到衛南莊舊居,夜間吟詩悼念故人,張氏感其衷誠,攜兩人的亡女阿美從冥間出來相會,天明才離開。小說的主要內容就是兩人重聚的情景和談話。以下選擇課題若干,分別討論。

 

一、婚姻與家族

    小說的開端,是對唐家和張家婚姻狀況的簡單敘述:

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軏之後,隱居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晅常慕之,……乃娶焉。

這段話的主幹是關於唐張兩家的兩代婚姻──張恭與唐晅之姑、唐晅與張恭之女,現在說明這層關係的背景。文中的唐晅是晉昌人。晉昌唐氏為中古隴西名族,崛起於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涼州地區,遠祖唐瑤是李暠建立西涼的重要支持者,後來在北魏、北齊、北周、隋朝政權,都有此族人士擔任高官。在唐代初、中期,晉昌唐氏仍然活躍。著名的志怪小說集《冥報記》作者唐臨(任官於高祖至高宗朝間)和中宗朝宰相唐休璟,都出身這個宗族。[6]

     至於張家,「安定張軏」一語有異文。本文使用的北京中華書局版《太平廣記》,係以明嘉靖四十五年談愷刻本為底本,在明沈氏野竹齋鈔本,「張軏」則寫作「張軌」。[7]案,〈唐晅〉直說張恭是安定張軏之後,沒有任何解釋,顯示此人為一般讀者所知。張軏名不見經傳,張軌則是前涼政權的創建者,中古河西史的早期關鍵人物,當以「張軌」為是。尤有進者,「軌」字書法常寫作「×」(車+几),著名的北魏〈張猛龍碑〉中的張軌即是如此。[8]《太平廣記》談愷刻本把「軌」印成「軏」,當是形近致誤。

  張軌是安定烏氏(今甘肅平涼)人,他和他的子孫在公元四世紀以姑臧(甘肅武威)為中心,統治河西走廊七十多年,在當地擁有龐大的力量。這個宗族後來似乎沒有晉昌唐氏興盛,苗裔不見於史傳,在碑誌中蹤影也很稀疏。就個人知見所及,有關張氏後人一份比較具體的資料是上段提到的〈張猛龍清頌碑〉。此碑立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目的是紀念張猛龍在魯郡太守任內的貢獻。頌中說,猛龍的八代祖是張軌,七代祖為張軌的三子張素,他的歷代祖先都在涼州政權任官,直到父親這一輩,才投效北魏,遷往中原。這份文獻表明,前涼王國滅亡後,張家還一直是河西統治階級的成員,猛龍家遷到中原地區,也仍然屬於士族集團。[9]此外,撰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的〈張琮碑〉,也稱碑主是張軌之後,曾祖曾任魏(北魏或西魏)涼州刺史,祖母、母親則出於隋唐皇族,看來,這一房支長期留居隴西,在南北朝末期進入關隴集團。[10]唐代墓誌銘中,還有一批自稱張軌後裔的張氏家族資料。這些族人的始祖張齊丘據說是張軌的十三代孫,逝世於武周天授二年(690),從他的墓誌看來,這支家族也出身關隴集團。[11]

  關於張軌家族,有一個重要疑點,就是它的郡望。張軌是安定人,史有明文,但其子孫是否以安定為族望,並不清楚。〈張猛龍碑〉說猛龍是南陽白水人,好像意謂南陽白水是這一家族的郡望。清末端方(1861-1911)的《陶齋藏石記》錄有撰於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的〈張祖墓誌〉,張祖也號稱是南陽白水人,端方因此推論,張祖或許出身猛龍這一房支。[12]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張軌家族郡望的問題涉及了中國中古社會史上的一個「謎」:南陽白水張氏的由來。為了評估張軌家的歷史位置,澄清端方的誤解,現在需要稍談此「謎」。

 先說大概的結論。南陽白水很可能是漢代的地名,指南陽郡舂陵縣白水鄉,在今天湖北棗陽附近;南陽白水是從隋朝到唐代前半葉普遍存在於統治階層的張姓著望,〈張猛龍碑〉是最早出現這個族望的現存文獻之一,但其來源不明,應該跟張軌家族的實際歷史無關。就張猛龍而言,他的歷代祖先都仕宦於涼州,父親到晚年才投效北魏。[13]在張氏父子的年代(當南方的宋、齊、梁初),南陽白水屬於南朝疆域,張家似無曾長居該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南陽白水張氏這一族望的形成大有蹊蹺。張姓人士以南陽白水為郡望的,自北朝末年漸增,到隋代唐初大盛,其中有兩個特點。首先,採用此一郡望的人來源極廣,從河北到吐魯番都有;其次,這個族望未與魏晉南北朝的任何大族有明顯的牽連。以上兩點,實在是中古史上罕見之事。從種種跡象判斷,南陽白水是起自民間的想像族望,大概六世紀時開始在統治階層之間普及。就目前史料所見,最早使用此一郡望的,是一位逝世於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享年三十二歲的張玄。接下來,除了張猛龍,還有宦官張整自稱出身南陽白水。張整在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去世,《魏書》稱其為白整,當以墓誌為是。[14]張氏是大姓,在唐代氏族資料中,有十多個著望,除了長期活躍於統治階層的吳郡張氏、清河張氏、范陽張氏,來路不明的南陽白水張氏,還有安定張氏與武威張氏。安定與武威都是張軌家族史上的關鍵地點,這兩個族望應該和張軌家有關。不過,唐代史傳、墓誌裡,只有安定張氏的個案,為數不少,如前述張齊丘家族即是,然絕無武威張氏。依此而觀,安定望遠較武威望為盛,其中應該頗有張軌家族的子裔,當然也有偽稱依附之人。[15]

 這裡要說兩句題外話。如果南陽白水張氏真是虛構的郡望,它是從何而起的呢?我的猜測是,漢代南陽有張氏為地方著姓,其中還出了名人如張衡(78-139),又據說漢光武帝舊宅在南陽白水,至有張衡〈東京賦〉「龍飛白水」之語。兩者相湊泊,遂出現南陽白水的郡望,而大為張姓人士(特別是散戶)所依從。以上所言,純屬遐想,聊供參考而已。[16]

 對於張軌家族,過去學界缺乏研究,本文因此不避煩言,略為考辨如上。總而言之,從張猛龍自稱南陽白水人以及其他訊息推測,張軌家在中古時代名望不如晉昌唐氏,但某些房支應仍維持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唐晅〉所描述的唐、張家兩代婚姻,其實就是隴西舊族之間的聯姻。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晉昌唐氏遠祖唐熙娶張軌的女兒,[17]四百年後,在〈唐晅〉中,兩家還在通婚。這不僅可視為佳話,也反映了中國中古上層社會的重要特質。

 

   〈唐晅〉說張恭的長女嫁給辛氏,次女歸於梁家,也很值得推敲。唐代著名的辛氏只有一族,也是隴西著姓,原居狄道(今甘肅臨洮),漢代以來,辛姓人物略知家世者,幾乎全部出於此宗,名聲勢力之盛,或許更在晉昌唐氏之上。[18]

 至於梁姓,《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元和姓纂》都無記載。在其他現存的唐代郡望資料,梁氏出現過四望:安定、天水、河內、河南,其中以安定梁氏地位最受肯定。這一宗族與張軌家同出安定烏氏,聲望似較張家更高一籌;事實上,漢唐之間,史傳中漢人梁姓者大都出身此望。安定梁氏的歷史與前述的張軌家族、晉昌唐氏、狄道辛氏頗有差異。晉昌唐氏和狄道辛氏都是隴西名族,但五世紀以後,有許多族人加入北魏中央政權,多少脫離了地方的性格。張軌原籍安定,安定在今天的甘肅東部,地處隴山之東,屬於關中地區。不過,張家的事業全在河西,可稱隴西高族。至於安定梁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員的活動大都限於關中,到西魏建國,才因以土著豪族的身分被吸納入宇文政權,開始在全國性的舞臺嶄露頭角。[19]換言之,安定梁氏地位的躍升,關鍵在參加陳寅恪所謂的關隴集團,隴西大族入此集團者也不少,安定梁氏因此與隴西士族應有相當的淵源。總結以上兩段的討論,唐代唯一的辛氏名族發源於隴西狄道,最有地位的梁姓家族安定梁氏,則來自鄰近地區,且為關隴集團重要分子,梁姓另外三望之中,天水也在隴西。〈唐晅〉沒有提及張恭親家辛氏、梁氏的具體背景,但無論就行文脈絡或唐代上層社會的一般情勢看來,這兩家很可能意指隴西辛氏與安定梁氏。

     這裡想表達的看法是,〈唐晅〉前幾行文字隱含的,是一個關隴士族(特別是隴西士族)圈內婚的狀況。唐代山東士族高門長期互相通婚,世所習知,這個習慣一直到晚唐,還在很大的程度上維持著。[20]但是,其他士族集團的分子之間,有沒有類似的情形,從〈唐晅〉和其他少數研究看來,應該是有的,毛漢光就對關隴集團與關中郡姓的內部婚姻關係有所抉發。[21]我還可以指出,居住中原的南方士族也有圈內婚的現象,一個很有象徵性的個案是顏真卿(709-784)家族與陳郡殷氏的累代通婚。顏真卿是顏之推的五代孫,他的高祖思魯、祖父昭甫、父親惟貞、哥哥闕疑、幼輿都娶梁陳名臣殷不害的後裔為妻,一位姑姑也嫁給殷家。[22]瑯琊顏氏為南朝僑姓,顏之推於公元五五四年入北朝,後代改以長安為鄉里。顏家在入北方一百五十年後,還多與南朝僑姓後裔聯姻,中古士族婚姻圈生命力之強,可謂驚人。類似顏、殷兩家的南方家族內婚,以墓誌所見,至少到七世紀末還所在多有,與顏真卿關係密切的長舅殷踐猷之妻即來自梁朝宗室後裔蘭陵蕭氏。[23]簡單地說,圈內婚是士族階層中的普遍現象,並不限於山東高門。

  關於本文的發現,這裡還有兩點進一步的評論。首先,〈唐晅〉雖然暗示性地描寫了關隴士族的圈內婚,我們最好把文中的景況視為作者心中的理想,而非現實的直接反映,但可以合理地推測,這個理想對現實多少有所影響。〈唐晅〉的開端不全為寫實,是顯而易見的。該文說張恭,「有子三人,進士擢第」。以唐代進士考試之艱難,就個別士人家庭而言,一家三男要全體及第,可能性是極低的,這樣的案例,安史亂前尤其尟見。[24]相對而言,一家三女要都嫁給同一士族集團出身的人,當然容易得多,不過就文學寫作的效果而言,這個情節和三子同擢進士一樣,都是一種純淨圖象的展現。現實很難是純粹的。唐初晉昌唐氏人物中,有唐嘉會的墓誌傳世。嘉會的夫人是河南元氏,為代北舊族,就與〈唐晅〉所寫不合。[25]顏真卿家族也不純與南方舊姓通婚。真卿伯父元孫的夫人與唐嘉會妻相同,是河南元氏;元孫之子卿是殞身於安史之亂的忠烈名臣,其妻出自山東高門清河崔氏。[26]   

    另外一點評論是,各個婚姻圈的長期存在,顯示隋唐帝國建立後,來源相異的士族群體雖然有很多機會互相接觸,頗有融合,但到安史亂前,在兩晉南北朝的長期歷史中形成的士族集團,仍保持相當程度的分立性。換句話說,士族社會還是含有不同層次與單元的結構體。我們在尋求了解唐代的士族乃至一般士人文化時,對這一層背景是應該納入考慮的。

         除了暗示士族集團內婚圈的存在,〈唐晅〉的開端也顯露了這個階層內部趨於融合的因素。小說中,張恭家位於滑州衛南,唐代的滑州治所在今天的河南省滑縣,衛南縣則在州城的東北。唐代士族大多不住發源地,是治史者的常識。中唐文學名家賈至(718-772)說:「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27]指的就是這種情形。賈至認為士族脫離鄉里,主要的動力為「因緣官族」,是一個切要的觀察。六世紀後期開始,中國的政局逐步走向統一,士族的居住地也因此有集中的趨勢。毛漢光曾指出,唐朝時士族大量居住於河南府、京兆府以及附近地區,他稱此為「中央化」。[28]滑州離河南府不遠,張恭家的居住地,應該算是「中央化」情態的一個反映,而士族居住點的集中,當有助於不同集團分子間的交流結合。

    從中國中古的歷史大勢以及傳誌資料看來,隴西士族從漢土之西陲遷往華北中央地帶的途徑主要有二。一是五世紀中葉,北魏控制涼州地區後,許多隴西大族中人被徙至代北,參加拓跋政權,然後流入中原。[29]其中最明顯的案例是西涼創建者李暠的家族。李暠的孫子李寶在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入朝赴京(平城,今山西大同),他的幼子李沖得到文明太后與孝文帝的寵信,在朝廷地位極高,後來隨孝文帝遷都南徙,死後即葬在洛陽,家族也定居於此。[30]晉昌唐氏的唐和家族,隴西辛氏的辛紹先家族,[31]前涼張軌家的張猛龍家族,情況應都類似。循這條路徑移居中原的隴西豪族,後來可能與山東士族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隴西李氏著房在唐代即位列山東士族的最高門第。

  隴西高門另一條中央化的途徑是加入西魏、北周政權,成為創建隋唐帝國的關隴集團的成員。這些家族有的一直留在關隴,有的原已遷往中原。在本節討論的隴西名族裡,晉昌唐氏的唐瑾家,隴西辛氏的辛彥之家、辛威家,[32]張軌宗族的張琮家、張齊丘家,都屬於關隴集團。這批家族可能保有較強的隴西士族認同感,並與關中士族深有淵源。如果現實中存在著〈唐晅〉中的張家與唐家,他們或許是源出關隴集團吧!

     除了以上所述,〈唐晅〉還有一則關於婚姻的記事。唐晅的妻子張氏告訴唐晅,她死後,在陰間的家長曾要將她改嫁給北庭都護鄭乾觀的姪兒明遠。她堅決不允,家人只好聽從。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列鄭乾觀於玄宗開元十九年任北庭節度使,但吳書的根據就是〈唐晅〉,傳世文獻中別無此人的訊息。[33]因此,鄭乾觀是否實有其人,尚不可知;如有其人,從郡望資料看來,應該不屬關隴大族。

 

二、婦女與本家

    在小說中,唐晅結婚後,「留之衛南莊」。衛南莊是唐晅岳父張恭家所在的地方,意思大概就是衛南縣的莊園。換言之,唐晅婚後住在妻家(當時張恭已去世),唐晅後來到洛陽,妻子仍留娘家,直到逝世。

     個人曾對唐代婦女與本家(即娘家)的關係有所研究,發現至少在上層社會,兩者的關係相當密切。已婚婦女長期歸寧的事例很多,丈夫死後歸反本家,更幾乎是一種定型的生活方式了。除此之外,男子在女家成婚,婚後長居妻家之事,雖然沒有長期歸寧普遍,也非罕見,敦煌寫本斯1725號書儀有言:「近代之人,多不親迎入室,即是遂就婦家成禮,累積寒暑,不向夫家」,就是明確的證據。[34]〈唐晅〉中所描寫的,也是夫隨妻居的景況。

    為什麼唐代上層社會有許多婦女和本家維持密切的關係?這個問題無法概括回答,因為這層關係包括了很多方面,有各種因素牽涉在內。就〈唐晅〉而言,主人公之所以能常住妻家,處之泰然,有一個明顯的因素,就是他和妻家本為近親,岳母是姑姑,妻子是表妹,素所熟識。換句話說,在唐晅的案例上,交表婚使得夫家與妻家的界線變模糊了。尤有進者,這個婚姻可能只是一個具有長久歷史的關隴士族內婚圈的某個環節,張唐兩家還有其他的親屬關係,彼此聯結之深,有愈於一般的交表婚。從上節的考察可知,唐代舊族中存在著各種婚姻圈,近親婚盛行,這也許是夫隨妻居、長期歸寧等現象頻繁出現的一個結構性背景。

    以上的說法要能成立,需要大量實證資料的支持,現在希望先提出幾個實例,來顯示個人的揣想至少是合理的,也為這個課題的探索開啟端倪。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一位裴夫人陽氏的丈夫在洛陽去世,她就前往常熟依女婿生活。墓誌沒有講陽氏之女是否還健在,既然未提,或許還在。墓誌特別說明的是,陽氏投靠女婿的原因是,他也是她的堂姪。這是近親通婚使得夫家與妻家界線模糊的一個明顯例證。[35]此外,一位去世於宣宗大中十四年(860)的韋夫人齊氏,在丈夫早逝後,主持本家事務數十年。齊氏的婆婆就是她的姑媽,齊氏幼時,姑姑就很疼愛她,希望以後能成為自己的媳婦。我們不知道齊氏是返回娘家主持家務,還是把家人接來夫家。這一點似乎並不重要,因為夫家和本家在她的生活裡並沒有重要的區分。齊氏墓誌說她是「宗族之規範」,這個宗族何所指,也不是很清楚。[36]

    再來要舉兩個涵義更廣而彼此相關的例子。一位孫夫人盧氏(750-805)出身范陽盧氏第二房,她的墓誌是外甥憲宗朝宰相裴垍所撰。墓誌說,盧家從北魏名臣盧度世(418-471)到盧氏共十一代,母親不出崔、李、鄭三族。為了標舉阿姨家(也就是母家)的族望清華,裴垍展示了一個歷時約三百五十年的山東士族婚姻網。[37]還有一位盧夫人鄭氏,病逝於宣宗大中七年(853),時年二十三,她和本家顯然關係密切,墓誌敘述她罹病期間,父親「晝夜視病于知宗氏」。知宗是鄭氏夫婿盧知宗的名字,這是說,鄭父不斷去探視女兒,說不定有時還住在盧家。案,盧知宗與前述的盧氏同屬范陽盧氏第二房,鄭家為滎陽鄭氏,對於兩家的關係,墓誌誇張地說:「族望冠冕,揭如崑嵩,維姬與姜,實曰盧鄭,歷二千祀,代為婚姻。」累世聯姻造成親屬關係交錯穿插,在這樣的背景下,婦女與本家、男子與妻家都往來頻繁,是很自然的。[38]

    在一篇著名的討論族姓的文章,中唐譜學名家柳芳說,山東士族重視婚姻關係,後果是:「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39]如果男子與妻家親近,妻子當亦與本家關係密切。柳氏評論的根據,大概就是以上所舉的情況。

    在〈唐晅〉文中,主人公曾問妻子:「冥中居何處?」張氏回答:「在舅姑左右。」張氏生前從成婚到去世,一直住在娘家,死後倒和公婆同住。更有趣的是,在張氏與唐晅相會之前,唐晅已經再婚,張氏也知道,卻仍謹守著「前夫」家。很明顯地,這個情節和唐代士人的文化情境有著直接的對應。夫婦同住妻家,是小說裡的現實,也是真實社會可以見到的情況,但不合儒家禮教。妻子侍奉舅姑,在小說中只發生於冥界,在真實社會則是舉世同奉的理想。這樣看來,作者點出張氏死後的居處,好像是要彌補她生前的缺陷──也許這是作者無意中流露的態度。

 

    張氏葬於何處,小說沒有提。但唐晅回衛南的一個主要目的顯然是祭拜亡妻,所以張氏有可能就葬在娘家的塋地。根據個人的考察,唐代婦女長住本家的情形雖多,葬於本家則罕見,即使有之,也常是「權葬」,將來還是要遷葬到夫家,或等丈夫死後,與之合祔。〈唐晅〉的故事如果發生在真實世界,張氏在衛南的墓可能是暫時的,以後還要遷移。依照唐人的習俗,丈夫是可以與一位以上的妻子合葬的。[40](喪葬問題,以下還有討論。)

  

三、習俗、生死問題

    在小說裡,張氏和唐晅相會時,有許多奴僕跟隨,有的是家中舊人,唐晅記得,但大多不認識。聽到呼叫他們名字的聲音,唐晅才恍然大悟:「乃是晅從京迴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他以此事問妻子,張氏回答,他們的確都是唐晅贈予的,他給的所有錢財奴婢,張氏在冥界都收到了。

 

    唐晅回到衛南莊,曾送奴婢給亡妻。雖然小說沒有明寫,這些紙人應當是用火燒的方式送出的。他另外給的錢財,當然也是紙錢。中國自古就有在墓中放置隨葬物的習俗,這些隨葬物或為真品,或為模擬,供死者在陰間使用,稱為明器。死者在地下所需的服務人員,則以俑代表,秦漢以前還有人殉。[41]唐代以後,明器傳統發生了變化,用以焚燒的紙製品出現,並逐漸普及。唐晅所剪的紙奴婢,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側影。考古資料顯示,八世紀中晚期開始,唐墓的隨葬品有減少的趨勢,此一情況北方和南方都有,甚至發生在未受戰火影響的福建。這個墓葬文化史上的轉折說不定與紙冥器的使用有關。[42]

 

    紙製明器(宋以後多稱冥器)的流行,似乎以紙錢為最早。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高承的《事物紀原》,都將紙錢的起源追溯到唐玄宗、肅宗時的禮學家兼術士王璵,這個說法流行很久。清代趙翼《陔餘叢考》考察此問題,發現隋唐之際已用紙錢,而且有唐人認為此事起於魏晉。紙錢起源的問題往後雖有若干研究,但未發現任何唐前關於紙錢或紙冥器的記載,學界現有的知識超過趙翼並不多。[43]從新出文獻,如敦煌變文、王梵志詩,我們知道紙製冥幣在唐代應相當普遍,中晚唐詩對此也頗有反映。[44]現存文獻中,紙錢的身影最早出現在初唐唐臨(600-659)的《冥報記》與佛教類書《法苑珠林》(六六八年成書),雖然只有寥寥數處,寫來理所當然,完全沒有視為新奇事物的意味。以理推之,紙錢大概不是起自隋唐之際,應出現於南北朝,魏晉則太早。[45]

 

    唐人除了為死者準備紙錢,在個人所知的範圍,王梵志詩和戴孚的《廣異記》還提及紙衣。[46]〈唐晅〉中的紙奴婢更特殊,為早期紙冥器的歷史,增添了重要的訊息。唐晅送紙奴婢的行為,也透露了唐代富家大族的生活樣態與期望。

 

    唐晅與張氏的對話內容,有關生死問題的部分不少。唐代小說中,人鬼相遇,談及身後見聞、生命本源,頗不尟見,這也是故事情節的自然發展。唐晅夫妻這方面的談論,是從業力因果之有無開始的。接下來有以下一段文字:

[唐晅]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為累。晅懼,不敢復問。

這篇小說雖然多談生死,作者似乎並沒有強烈的宗教觀點。文中唐晅問,佛教與道教哪個正確,應該是唐人心中普遍的問題;張氏回覆,兩者同源異派,也是流行的解答。和東晉南北朝相對照,無論在政治意識形態或學術思想上,唐代的儒家傾向似乎都比較強烈,但在生命本源、人生終極歸宿的問題上,唐代士人仍大都以佛教、道教(有的還包括道家思想)為考慮範圍,安史亂前尤其如此。唐張兩家顯然都有儒學背景,小說明言張氏幼習詩禮,但人鬼相逢,只論佛道,可說具體而微地反映了盛唐士人典型的心靈狀態。

 

    唐代流行佛、道思想可以會通的看法,知者甚多,但在宗教的層面同時崇拜佛、道的現象,似乎注意還少。這裡舉一位晚唐士族婦女的實例,以與張氏之說對照。一位鄭氏夫人去世於武宗會昌元年(841),丈夫楊牢為她親撰墓誌。誌文敘述,鄭氏七歲時曾算過命,被斷定無法活過三十歲。她不斷向宗教求助,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

繇是以為佛道一教,懇苦求助,因衣黃食蔬,三元齋戒,諷黃道德經,餘日則以金剛藥師楞伽思益為常業,日不下數萬字,晦朔又以錢購禽飛,或沉飯飽於魚腹。[47]

鄭氏對於短壽的預言非常恐懼,已經到心理有些不正常的地步。她把自己想像成網羅之下的蟲鳥,渴望神力(以及法力)之庇護,是無心計及佛、道的異同出入的。鄭氏正像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筆下的教徒,為了攸關性命的可能利益而信仰上帝。[48]她享年三十三歲。鄭氏的精勤作為,目的只在免禍,一位七世紀後期的基層文官周善持則對宗教利益抱持比較正面的態度,但和鄭氏一樣,他也採取一網打盡的辦法:「專精老釋,詳求福祉。」[49]

 

    相對於有些格套化的佛道同源觀,在生死問題上,〈唐晅〉表現了一個鮮明的特定看法:形神分離。小說中,張氏一再堅持,人死後魂魄異處,都離開了軀體,墓祭與合葬是沒有意義的。對於唐晅提及「同穴不遠矣」,張氏給他碰個硬釘子:「何煩此言」。墓祭和夫妻合葬都是唐代流行的習俗,也是社會共同接受的觀念,作者透過張氏表達反對言論,在當時應該算是特殊的立場。

  

四、婦德與婦才

    前文提過,張氏去世到冥界後,家中要她再婚,被她拒絕。以下是主要的相關文字:

晅曰:婦人沒地,不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

此處表現的,是一個現實與理想的爭鬥:一位婦人在與丈夫死別後,家長要她再嫁,她秉持貞節的信念,得遂己願。就對唐代士族生活的了解而言,這段情節具有怎樣的涵義呢?個人的想法是,無論我們作怎樣的詮釋,似乎不宜把這段描寫當成典型現實的反映。

 

    就社會整體而言,唐代婦女夫亡再婚,顯然相當普遍,也不為人所厚非。[50]但舊族名家的情況如何,則不太容易判斷。學者檢查大部分的傳世唐代婦女墓誌,發現士族婦女再婚,幾乎絕無僅有,明白表示孀居守志、久寡不嫁的,則非常多。[51]墓誌敘述的可靠性,常受人懷疑。唐代士族婦女墓誌之所以不見再婚記錄,有可能是某些撰者為誌主諱,隱匿訊息。不過,婚姻是婦女關鍵的生平資料,這種情況應頗稀少。即使墓誌有隱瞞的情形,從此事幾乎全無記錄,也可推論再婚是士族家庭很大的忌諱,應該不常發生。換句話說,〈唐晅〉中張氏父母要女兒再嫁的情節,恐怕要算現實士族生活中的例外。

 

 個人對以上的推測,信心並不堅固,原因是有些名見史傳的士族人物,家中有女性再嫁,或曾作此要求。譬如,武曌時期鸞臺侍郎盧獻出身范陽盧氏,他的女兒夫亡之後,被兄長要求改嫁給一位權臣,她堅決不允,並逃至亡夫家。[52]中宗時,滎陽鄭遠的女婿剛身亡,即再嫁女兒。[53]韓愈的長女兩度結婚。[54]牛黨領袖牛僧孺(780-848)據稱出身隴西牛氏,隋朝名臣牛弘之後,其母周氏夫亡再婚,被僧孺的政敵取為口實,在小說〈周秦行紀〉、〈牛羊日曆〉中大肆攻擊。[55]這些例子的存在,令人對墓誌資料的可信度,不得不稍有保留。總之,本文提出的是一個唐代士族婦女鮮少再婚的假說,供學界參究。

 

 現在回到小說,如果張氏拒婚情節的現實基礎很薄弱,小說為何作此描寫?個人的判斷是,目的有二。一是宣揚貞節的理想,一是強調夫妻之情。先談後者。在故事中,唐張兩人甫見面,張氏就表示知道唐晅已再婚,唐晅頗感愧疚,後來得知亡妻未婚,感傷更增,還作詩表達自己的情懷。至於貞節觀念,姑不論唐代士族中再嫁的情況如何,貞節是他們視為當然且重視的價值。這一點似乎是當時士人階層與民間婦女文化的一個差別。從唐代種種的烈女故事看來,民間儒教文化最重視的女德似乎是「孝」。唐代士族重女性貞節的心態,應當是後世婦女道德嚴格主義的一個遠源。

 

    在小說中,唐晅曾賦詩三首,先是悼亡,然後是會面時贈詩。贈詩完畢,張氏提出要求:

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

張氏要寫詩回贈唐晅,唐晅錯愕,不知妻子也寫詩,張氏表示,以往不作,是因怕你嫌猜,現在既已陰陽兩隔,就可以無顧忌,盡情表達自己。

 

    唐晅為什麼可能對妻子作詩有所猜疑,小說沒有明講。不過,在傳統中國,士人家庭婦女作詩,是一個常見的避忌。這個觀念在唐宋時已有很清楚的表達,唐代士族婦女多受教育,嫻熟經史文學,寫詩的似乎相對稀少;到了明清,雖然女詩人輩出,堅持舊說者大有人在。錢鍾書《管錐篇》曾博引群籍,對此問題有所論列。從他引用的文字看來,女子不應作詩的理由大約有二。第一個可以叫作「君子思不出其位」,文才不是職責限於家務的婦女所需要的。其次,寫作不免情思之飄轉,於閨秀不宜。唐人著作、題為李商隱撰的《雜纂》佚文有言:「婦人識字即亂情,尤不可作詩」;五代後蜀何光遠《鑒誡錄》說:「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詞,亦彰淫思」。[56]都是這種想法的表現。我們雖然無法確知張氏所謂的「嫌猜」何所指,但大約不離這兩項理由,或兼而有之,或還加上擔心丈夫嫉妒的因素。

 

    這裡要為唐代婦女才學的問題稍作分疏。以個人閱讀材料所得的認識,在唐代士族文化,乃至整個士人文化,女子才學是正面的價值。唐代名族鼓勵女子受教育,可以出身趙郡李氏的中唐文學名家李華(715-774?)〈與外孫崔氏二孩書〉為例。信中說:「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又叫這兩位外孫女注意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信末還嘉勉她們能背誦詩賦。[57]在女子與文學的關係上,一般似乎重視閱覽諷誦,讚許作詩寫文的情況較少。關於前者,一位高宗朝號稱安定張氏的湖州刺史張士階這樣追憶亡女張婉:

或偶其平生筆硯戲弄之物,未嘗不嗚咽涕流,感動左右。而又雅好文墨,居閑覽玩篇籍,或優劣是非,無不暗符先賢微旨。[58]

在晚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隴西李氏十七娘的墓誌,父親陸渾縣令李胤之對她的描述也和前例非常相似:

尤好文籍,善筆劄。兄弟讀詩書,一關聽聞,莫不記覽。當代篇什,名人詞藻,皆能手寫,動盈箱帙,商較文賦,皆盡妍蚩。[59]

張婉和李十七娘的案例傳達了一個完整也頗典型的唐代才女形象:閱讀廣,能書法,善評論,聰敏而有文化素養。這個形象中沒有寫作一環。不過要提出的是,盡管唐代士族不特重女子寫詩,似乎也不能說有強烈的反女子創作文化。現存唐代婦女墓誌中,被比喻為前代女文學家如班婕妤、蔡琰、謝道韞、劉臻妻陳氏(〈椒花頌〉作者)的,也不乏其人。[60]綜合評估,唐晅對妻子張氏寫詩的態度應該屬於士族文化的主流,但在稍偏保守的一邊。

 

    士族階層──特別是北方士族,在唐代為儒教文化之淵藪,但又受到中古時代其他價值的影響,呈現一種紛然的樣貌,基教主義的色彩並不算濃重。有關婦德與婦才的立場,是這個文化的兩個方面,都在〈唐晅〉中有所反映。

 

 

    以上短論四節,欲藉文學家虛造之物語,捕捉千餘年前社會共相與殊相的片斷。對於這個研究途徑,或許讀者仍有原則上的疑慮,此處謹申數言,表達一己之見。小說基本上是作者混合想像與個人見聞、記憶、反思的創造性產物,這樣的文獻能否作為探討歷史真實──特別是社會現象的真實──的依據,從來就有爭議。近三十年來,有後現代的史學理論提出,歷史寫作的性質無異於文學虛構,恐怕使得運用小說研究過往社會的問題更添糾結矣。

 

    個人以為,相對於人間實際發生過的事件,小說的根本性質大體可說是「虛」的。但文學作品多含有「實」的成分,則是無可否認的,這也是歷史研究可運用小說的方法論基礎。愛爾蘭現代作家喬哀思(James Joyce, 1882-1941)曾經說,如果都柏林有一天毀滅了,這個城市可以從他的小說得到重建。[61]這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對文學創作所可能含有的「真實」的自信表示。就文學素質而言,〈唐晅〉不可能與喬哀思的小說相比,但很明顯,這部作品中也藏存著真實的片斷。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辨認、擷取這些片斷?本文之作,可以算是一次試驗,成敗如何,則有待學界評鑒。

 

附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兩唐暄考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兩位唐暄同為瓜州晉昌唐氏,但房支有異。根據此表,晉昌唐氏的歷史上,有唐瑤、唐偕、唐諮三兄弟,活躍於五世紀初,是這一家族主支的始祖,被稱為「三祖」。[62]兩位唐暄一出身唐瑤支,另一位則屬唐諮支。[63]唐瑤支的唐暄,年代比較容易判斷。他的一位同祖堂兄弟唐晙是太平公主的女婿兼親信,在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713)玄宗殲滅太平公主勢力的鬥爭中被殺。[64]太平公主曾三度結婚,共生有四男三女,唐晙與何人締婚,不得而知。[65]但《新唐書》卷八十九記載,唐晙的父親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66]顯示唐晙是神龍年間(705-7)或之前結婚的。案,太平公主於高宗永隆二年(即開耀元年,681)七月與首任夫婿薛紹結婚,唐晙的妻子即使是太平公主年紀最長的孩子,到神龍元年,至多不過二十二、三歲。[67]由此推測,唐晙如果在神龍年之前成婚,也不會是太久以前。在〈唐晅〉中,主人公是開元十五年(727)左右結婚的。假定唐晙與小說中的唐晅娶妻的年齡相當,則唐晙年長唐晅二十多歲。據〈宰相世系表〉,唐晙之父唐從心是家中長男,唐晙則為次子,唐暄的父親是從心的三弟,唐暄自己排行三男。依照常情,唐暄恐怕要比唐晙至少年輕好幾歲,和小說中的唐晅年紀差距約十多歲。又,唐晙與唐暄的祖父唐嘉會的墓誌(名河上,字嘉會),文字尚在,嘉會逝世於高宗儀鳳三年(678),享年六十五歲。依照本文對唐晙結婚時間的判斷,嘉會與唐晙的年齡差距甚大。[68]

 

    至於唐諮支的唐暄,由於本人和近親在傳世文獻都無蹤跡,年代不易估算,只好以遠親的資料為據,稍作臆測。他的曾祖有一位兄弟和一位親堂兄弟仕宦於周隋之際。[69]假定一世為三十年,則唐暄應活動於高宗中期,也就是公元六七○年代前後。另外,唐暄有一位名叫唐貞休的遠房堂伯叔(貞休的曾祖父為唐暄的高祖父),事蹟見於〈大唐萊州刺史唐府君德政碑〉。此碑雖然文字殘缺,不甚可讀,仍得以獲知貞休仕宦於武周、中宗、睿宗之時,似乎玄宗開元初年還在任官。[70]從這項資料看來,唐暄也有可能活動於開元年間。總而言之,就目前探考所得,兩位唐暄的年齡似乎都比小說中的唐晅大一些,但以究竟缺乏本人與個人家庭的資料,這種猜測容易有誤差。因此,如果說兩位唐暄之中有一位就是小說作者唐晅,也非全無可能。

 

    最後要一提,小說〈唐晅〉通篇使用第三人稱,唐晅的名字出現很多,都寫作「晅」,必非誤字。因此,如果兩位唐暄中真有一位是小說作者,則錯誤是在〈宰相世系表〉或其所依據的譜牒,將「晅」寫成較常見的「暄」(寒暄是習用語)。


 

[1] 〈唐晅〉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四冊,頁2635-2638。唐史學者以小說為材料,已產生過優秀的研究作品。例見陳寅恪,〈讀東城老父傳〉,在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陳寅恪文集》,第一冊(台北:里仁書局景印,1982),頁298-306;孫國棟,〈從夢遊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優途徑〉,在氏著《唐宋史論叢》(香港:龍門書店,1980),頁17-36;妹尾達彥,〈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說──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宋金文譯),在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509-553

[2] 關於《唐晅手記》和《通幽記》的討論,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156-157489-493

[3] 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156;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唐晅〉(陳尚君撰),頁670

[4] 《新唐書》,74下:32213232

[5] 《全唐詩》,7708737。這三首詩又重見於同書8669796-9797,「唐晅」名則不誤。

[6] 關於晉昌唐氏的早期歷史,參考《新唐書》,74下:3202;《晉書》,572259;《宋書》,982412;《北史》,1003375。唐氏族人在北朝和隋朝活躍的情況,可略見《魏書》,43962-964(唐和及其家人);《北齊書》,40530-532(唐邕及其家人);《北史》,672354-2356;《周書》,32564-565(唐永、唐瑾及其家人)。唐臨與唐休璟,兩《唐書》都有傳,至於他們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唐氏譜表中的位置,見《新唐書》,74下:32253242。敦煌寫本斯2052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河東道部分,有「澤州晉昌郡出五姓」之語,五姓之首即唐姓。依照這個說法,好像唐代望族除了瓜州的晉昌唐氏,河東也有晉昌唐氏。案,這條資料問題很多,現在只能簡略一談。在唐代的河東道(約當後世山西省),只在西晉時短暫出現過晉昌郡。此郡位於今日山西省北部,約當唐代忻州及代州一部,不在澤州。這個晉昌郡存在的時間很短,中古一般史料提及晉昌郡,不是指河西的晉昌,就是東晉南朝在蜀地為流人所設的晉昌郡。至於作為高門郡望的晉昌,個人遍察史料所見,都是指瓜州的晉昌。因此,本文不考慮〈唐晅〉中的晉昌為河東晉昌的可能。以上討論,參考《晉書》,14429437;《敦煌文獻釋錄》,第一輯,頁94

[7] 見《太平廣記》,第一冊,〈點校說明〉,頁2-3;第四冊,頁2635

[8] 〈張猛龍碑〉拓本、影本甚多。至於「軌」寫成「×」(車+几)的其他例子,可參考伏見沖敬編,《角川書道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77年初版),頁989-990

[9] 王昶,《金石萃編》(台北:國風出版社景印,1964),卷九,頁8-11

[10] 同上,卷四五,頁1-5。此碑作者是于志寧,在《全唐文》卷一四五題為〈南安懿公碑〉。

[11] 〈唐齊州山茌縣張府君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開元052,頁1189-1190。另見開元365,頁1409;建中001,頁1820;建中002,頁1821;元和104,頁2021-2022關於這一家族的介紹,又可見翁育瑄,〈唐代の家と家族──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修士論文,1999),頁52-54115-116121

[12] 端方,《陶齋藏石記》(清宣統元年石印本),卷一八,頁6b-7a

[13] 〈張猛龍清頌碑〉對此有言:「歸國青衿之志,白首方堅。」

[14] 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43(張整墓誌);頁280(張玄墓誌);《魏書》,942026

[15] 郭鋒撰有探討唐代張姓大族的專書:《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例》(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關於唐代張姓諸望的總覽,見頁44-4894-96191-194。此書跳過南陽張氏(大都為白水望),正顯示該望的晦暗背景。隋代的南陽白水張氏人物,可例見《全隋文補遺》,頁223(張怦墓誌),294(張業暨妻路氏墓誌),314(張達墓誌)。現存唐宋郡望資料中,安定張氏見於《元和姓纂》與《廣韻》。參考《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本;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卷五,頁584-585;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423195912月),頁94

[16] 關於漢代南陽白水的地點,參見《漢書》,28上:1563-1564;《後漢書》,14560。光武帝劉秀家在白水的傳說,見《後漢書》,1上:3586。南陽白水張氏的問題,另參考郭鋒,《唐代士族個案研究:以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張氏為例》,頁1931

[17] 《新唐書》,743202

[18] 見杜斗城,〈漢唐世族隴西辛氏試探〉,《蘭州大學學報》,1985:1,頁82-88。唐代隴西辛氏人物較少,著名的有辛雲京、辛祕。

[19] 梁姓郡望資料現尚存於敦煌氏族譜寫本、《太平寰宇記》和《廣韻》,見《敦煌文獻釋錄》,第一輯,頁93(斯2052號);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頁80-81(《太平寰宇記》),94-95(《廣韻》)。在所有這些資料中,都有安定梁氏,其他地望則只各出現一次。漢代以下史傳,梁姓人物有大宗記錄的,除安定梁氏,還有宕昌羌酋和出身武川鎮者。值得注意,非漢族的梁姓中,頗有人自稱本出安定,可見安定梁氏聲望之高。東漢之時,已有安定梁氏全國知名,權傾一時的梁冀家族即是。但整體而言,這個宗族著支的活動一直限於關中,到西魏建國,情勢才改變。以上簡略說明,可參考《後漢書》,341165-1188(梁統、梁冀及其家人);《北史》,491806(梁覽及其家人);592119-2122(梁禦及其家人);702422-2423(梁昕及其家人);732513-2515(梁士彥及其家人);772620-2622(梁毗及其家人);862880-2881(梁彥光及其家人)。

[20] 關於晚唐山東士族通婚情況的考察,見毛漢光,〈晚唐五姓著房之婚姻關係〉,《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5期(199012月),頁135-157;愛宕元,〈唐代范陽盧氏研究──婚姻關係中心〉,收在川勝義雄、礪波護編,《中國貴族制社會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7),頁151-241Jo-shui Chen, “Culture as Identity for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 Cases of the Ch'ing-ho Ts'uis and the Po-ling Ts'uis,”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9:1-2 (1996; actual publication date: June 1998), pp. 130-135

[21] 見毛漢光,〈關隴集團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關係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119903月),頁119-192;〈關中郡姓婚姻關係之研究〉,在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87-139。毛先生的後篇論文指出,關中郡姓的婚姻圈遠比山東著姓有彈性。個人研究過柳宗元(773-819)家的婚姻關係。柳家源出河東柳氏西眷,西魏北周時加入關隴集團,宗元的妻家、兩位姊姊的夫家都是此一集團的後裔。不過,他家的婚姻對象也包括山東士族和新興官族。見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2-43

[22] 顏真卿撰有多篇自家先人碑銘,其中有大量的家族史資料。顏、殷兩家世代通婚的情況,可雜見《顏魯公集》(四部備要本,據三物齋叢書本校刊),卷七,〈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碑銘〉;卷八,〈秘書省著作郎夔州都督長史上護軍顏公神道碑銘〉;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君神道碑銘〉,〈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賜紫金魚袋顏君神道碑銘〉;卷十一,〈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碑銘〉,〈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全唐文》卷三四○、三四一、三四四)。另參竇泉,〈述書賦下〉,《全唐文》卷四四七。

[23] 《顏魯公集》,卷十一,〈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七、八世紀之交中原南方家族的圈內婚,可例見《墓誌彙編》,開元074,頁1205-1206;開元123,頁1239;開元402,頁1434;《墓誌彙編續集》,大足004,頁386;開元033,頁475-476;《全唐文補遺》,第五輯,頁239-240(王師順墓誌);《新唐書》,2005700。南方僑姓郡望多同於北人,如果沒有祖先在南朝任官的訊息,辨識相當不容易,常須多方考索。

[24] 唐代兄弟數人或多人同登進士的例子,可見徐松,《登科記考》(京都:中文出版社景印,1982),卷二七,頁5a-19b

[25] 〈大唐故殿中少監上柱國唐府君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第二輯,頁269。《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亦有嘉會之名(《新唐書》,74下:3219)。

[26] 《顏魯公文集》,卷八,〈攝常山郡太守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贈太子太保諡忠節京兆顏公神道碑銘〉;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君神道碑銘〉。

[27] 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唐文粹》,卷二八(《全唐文》卷三六八)。

[28]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在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235-337。愛宕元指出,在目前能見到的墓葬資料中,唐代滎陽鄭氏有四分之一強的葬地在滎陽,但這個例子只能反映鄭氏有歸葬本貫的習慣,並不意味他們還多居於老家。滎陽位在鄭州與河南府的交界,本身就處於中央區的核心地帶,這應該是歸葬之俗還頗得保持的原因。見愛宕元,〈唐代滎陽鄭氏研究──本貫地歸葬を中心に〉,《人文》,第三十五期(19883月),頁1-40

[29] 《魏書.劉昞傳》:「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魏書》521161

[30] 隴西李氏入魏後初期的歷史,可略見《北史》,1003316-3343。另參《魏書》,4下:9539885992202;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李(蕤)簡子墓誌銘〉,頁48;〈魏彭城武宣王妃李氏墓誌銘〉,頁148-150;〈李彰墓誌〉,頁293。《北史》僅云李沖葬於覆舟山,此山確在洛陽,該處並成為李氏家族塋地的所在。見《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魏故懷令李君墓誌銘〉,頁160

[31] 《魏書》,43962-964(唐和及其家人);491025-1029(辛紹先及其家人)。辛雄家族或許也屬此類,參考《魏書》,771691-1702

[32] 《北史》,672354-2356(唐瑾及其家人);《北史》,822752-2753(辛彥之及其家人);《周書》,27447-448;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景印,1983),〈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頁879-891(辛威及其家人)。

[33]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并考證》卷八,在《二十五史補編》(台北:開明書店,1959),第六冊,頁223。據〈唐晅〉,開元十九年為張氏逝世次年,吳廷燮訂此為鄭乾觀就任北庭節度使之年,也堪稱趣事。

[34] 本書〈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特別是第三節第二小節。

[35] 〈大唐故陽夫人墓誌銘〉,《墓誌彙編》,天寶187,頁1662

[36] 〈唐故京兆韋府君夫人高陽齊氏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大中164,頁2379

[37] 〈唐故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孫府君故夫人范陽郡君盧氏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永貞006,頁1944-1945。盧氏的家系參考《新唐書》,73上:2884-2913

[38] 〈唐故滎陽鄭夫人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大中083,頁2312。巧合的是,孫夫人盧氏自己的女兒就是在本家成婚,至死都未歸夫家。討論見本書〈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第三節第二小節。

[39] 《新唐書》,1995679

[40] 參考本書〈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與夫妻關係〉。

[41] 參考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長沙:岳麓書社標點重排本,1990),頁227-228;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台北:華世出版社景印,1976),頁116-123;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第六章,第七章第二節。秦漢以後還有少數的人殉事例。

[42] 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10211-212;同作者,〈南方唐墓的形制與隨葬品〉,《南京大學學報》,19821,頁76-77:徐殿魁,〈洛陽地區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學報》,19893,頁285-292;林忠干、林存琪、陳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考古》,19902,頁161-162。秦浩把晚唐墓葬的變化完全歸因唐王朝的衰敗,可能是過度簡單的解釋。

[43] 王應麟,《困學紀聞》(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十四,〈紙錢之始〉,頁1172;高承原著,(明)李果訂,《事物紀原》(台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九,〈寓錢〉,頁340-341;趙翼,《陔餘叢考》(台北:世界書局景印,1965),卷三十,〈紙錢〉,頁18a-19b

[44] 參見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頁247-249;鄭康民,〈我國紙冥器的起源〉,《大陸雜誌》,30819658月),頁11-13。中晚唐詩提及紙錢的有白居易、王建、張籍、王睿等人的作品,茲不具引。

[45] 初唐著述中有關紙錢的訊息有五處。見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冥報記》,〈唐眭仁蒨〉,頁27;〈唐王璹〉,頁71;《法苑珠林》百卷本,卷三六〈懸旛篇〉,頁1138-1139;卷六四〈漁獵篇〉,頁1920-1921;卷七三〈十惡篇〉,頁2177。《法苑珠林》卷六四之故事收入《太平廣記》卷一三二,題作〈李知禮〉,出處的考證見《全唐五代小說》第一冊,頁107。紙錢早期歷史的最新研究,見黃清連,〈享鬼與祀神──紙錢與唐人的信仰〉,收在蒲慕洲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台北:麥田出版,2005),頁175-220。黃先生也認為紙錢起源於南北朝。

[46]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有錢惜不喫〉,頁201;方詩銘輯校,《廣異記》,〈唐王琦〉,頁28

[47] 〈滎陽鄭夫人墓誌銘〉,《墓誌彙編》,會昌005,頁2214

[48] 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這是名作,很容易在網路上找到,也收入許多詹姆斯的文集。

[49] 〈大周故陳州溵水縣主簿周府君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聖曆016,頁936

[50] 這個問題雖然很早就引起關注,迄無精密的研究。概說可見董家遵,〈從漢到宋寡婦再嫁習俗考〉,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四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再版二刷),頁152-158;牛志平,〈從離婚與再嫁看唐代婦女的貞節觀〉,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頁131-165

[51] Josephine Chiu-Duke查閱毛漢光主編《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共十八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1994)中所有的婦女墓誌(至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只發現一個再嫁的情況,此人並非士人家庭出身。見Josephine Chiu-Duke, “The Role of Confucian Revivalists in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ang Wome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8:1 (1995), pp. 65-74。個人遍讀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中開元十二年之後的墓誌,發現七個再嫁或改嫁的例子,其中只有一位有出身南方士族的可能(頁1367-1368,〈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諭德鍾紹京妻唐故越國夫人許氏墓誌銘並序〉)。

[52] 《舊唐書》,1935147;《新唐書》,2055821

[53]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三,頁43-44。依唐代法律,婦女必須丈夫喪期滿後,才能再婚。見《唐律疏議箋解》,卷十三,〈戶婚律‧居父母夫喪嫁娶〉,頁1023-1024

[54]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六,〈韓文公墓銘〉(《全唐文》卷六八七)。

[55]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台北:正中書局,1985年初版),下冊,頁223-242。並參考同書附錄〈牛羊日曆及其相關的作品與作家辨〉,頁260-261270。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頁89-91,陳寅恪對牛僧孺的家世提出懷疑,由於陳說缺乏證據,本文暫不取。見《陳寅恪文集》第五冊。正史中還有若干唐代文臣家中婦女再嫁的事例,見高世瑜,《唐代婦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頁154

[56] 錢鍾書,《管錐篇》,第二冊(台北:全國出版社翻印,無年代),〈太平廣記‧一八四〉,頁809-813;舒展編,《錢鍾書論學文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第二冊,頁252-257。後者內容稍多,似有出於錢氏手稿者。謝女當是謝道韞,但我尚未查得「長城之志」的出典;班姬則為班婕妤,「團扇之詞」指題為婕妤所作的〈怨歌〉。又,《全唐詩》中留有作品的女詩人多非士族出身。

[57] 《唐文粹》,卷九十;《全唐文》,卷三一五。

[58] 〈張氏亡女墓誌銘〉,《墓誌彙編》,顯慶079,頁278

[59] 〈唐隴西李氏女十七娘墓誌銘并序〉,《墓誌彙編續集》,大中061,頁1013。李十七娘與張婉同樣是未婚而逝,張婉享年二十歲,十七娘二十四歲。十七娘為妓妾所出。

[60] 例見《墓誌彙編》,長壽047,頁821;萬歲通天006,頁892;《墓誌彙編續集》,咸亨001,頁183;長安017,頁400

[61]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in and out of Art,” in his Four Dubliner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88), p. 68.

[62] 唐瑤曾任西涼晉昌太守,唐諮曾任北魏晉昌太守。見《新唐書》,74下:32023227

[63] 《新唐書》,74下:32213232

[64] 唐晙的生平,可見《舊唐書》,582307922957;《新唐書》,8937601224350

[65] 關於太平公主的婚姻關係,參見《舊唐書》,51081834738;《新唐書》,37678833650。她與首任丈夫薛紹生有兩男兩女,和第三任丈夫武攸暨育有兩男一女,第二次婚姻則極短。

[66] 《新唐書》,893760

[67] 《新唐書》378記載,太平公主於高宗弘道元年(683)九月己丑生子,赦東都。這是在婚後兩年多一點,或許是頭胎。

[68] 參考〈大唐故殿中少監上柱國唐府君墓誌銘并序〉,《全唐文補遺》,第二輯,頁269-270

[69] 參考《北史》,672354-2356,唐永及族人傳記;《新唐書》,74下:3227-32283237

[70] 〈大唐萊州刺史唐府君德政碑〉傳世的錄文和拓本甚多。關於唐貞休年代的判別,其中一個關鍵是,「屬天聖皇后」等語之下有無「薨」。《全唐文》與《金石續編》的錄文都無此字,岑仲勉則根據《八瓊室金石補正》釋文臆補「薨」字,斷定唐貞休約於武周時入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此碑拓本四份,都無法看出此字。不過,即使此字不存在,從「屬天聖皇后」等語稍後,「拜安國相王府諮議參軍」之句,仍可得知岑仲勉的判斷可從。因為睿宗皇帝是在神龍元年(705)正月中宗復位後,才從相王加封為安國相王的。關於以上的討論,可參考《全唐文》,卷九九○;陸耀遹,《金石續編》(收在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卷六;岑仲勉,〈貞石證史〉,「新唐書世系表之唐貞休」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1940),頁531;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景印,1985),卷五一。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關於貞休及其家人的世次是錯誤的,學者已有辨正,雖然重擬的世系表略有出入。見岑仲勉,〈貞石證史〉,「新唐書世系表之唐貞休」條,頁529-530;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77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