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小玉傳>與<李娃傳>導讀

一、   前言

<霍小玉傳>與<李娃傳>在唐代傳奇中,屬於才子佳人的愛情類故事。其文筆、思想、內容皆完整,且取材於社會現實,因此,學界對於二文的研究不少,故事內容除可視為唐代妓女典型的原因之外,其所反映與隱含的時代意義也極為重要。

二、   內容簡述

 

<霍小玉傳>

<李娃傳>

作者

 蔣防

 白行簡

主要人物

李益、霍小玉、鮑十一娘、黃衫客、韋夏卿。

縈陽生、李娃、娃母、縈陽公。

主要內容

1.    鮑十一娘引李益與霍小玉認識。

2.    雙方相識與互定盟約的過程。

3.    李益登科及第,被母逼迫娶盧氏,李益負心。

4.    霍小玉的等待與眾人的指責。

5.    兩人相見之後,霍小玉死,李益疑被小玉鬼魂所困,猜忌妻子。

1.    縈陽生遊東市還,遇李娃掩門而立。

2.    雙方相識與歡樂情節描述。

3.    縈陽生錢材散盡,遭李娃與李母設計。

4.    流落兇肆唱哀歌維生,並與其父決裂,被打至半死。

5.    縈陽生流落街頭被李娃所救,並幫助他登科及第

6.    李娃獲眀媒正娶,封汧國夫人。

結局

悲劇

喜劇

三、相關討論

(一) 女性形象描述與社會地位

1.      無論是<霍小玉傳>中的李益以及<李娃傳>中的縈陽生,與故事中的女性相形之下,男性形象多顯得軟弱卑瑣,女性形象的塑造無論在外貌還是內涵上的追求,都呈現完美無缺。[1]在外型描繪的同時,也重視他們心智才情的表現。霍小玉呈現的是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李娃則表現在她過人的清醒、明智和堅強上,這也側面反映了當時對於女性(妓女)的看法與追求。

2.      就唐代妓女的社會地位而言,據《開元天寳遺事.天寳上.風流藪澤》:「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唐代長安狎遊成風,除進士之外,貴門子弟與風流文人皆在其中。但其下場通常與上述情況截然相反,以<李娃傳>中李娃的話,「(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勉思自愛,某從去矣。』以及<霍小玉傳>中霍小玉的要求:「竊年始十八,……,於此足矣。」皆符合了唐代社會現實和妓女的身分,並傳達了個人在社會中被限定的無力感。

3.      唐代妻、妾地位,《唐律疏議.戶婚中》:「以婢女為妻者,徙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徙一年半。各還正之。」「若以滕為妾,亦同以妾為妻。」

(二) 唐朝士人的「仕」與「宦」

<霍小玉傳>中的李益以及<李娃傳>中的縈陽生皆是想要從科舉之路求宦達的士子,兩人同樣面臨了愛情與仕途的抉擇,兩者結局雖不同,但卻都體現了唐代科舉對士人的巨大影響力,「仕」與「宦」雖看起來不相干,在唐代士人的心中卻是同一件事,「結媛鼎族」、「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兩文中皆不約而同提及在及第宦達之後,士子對婚姻的選擇與被選擇。而<李娃傳>之所以能跳脫悲劇形式,關鍵也許在於李娃的助學成功,李娃這樣既符合社會倫理的期待,並與士族的政治利益保持一致,而能以喜劇收場,但畢竟以唐代實際的婚宦情形來說,是理想化的描述;[2]而<霍小玉傳>則呈現了唐代士子與妓女愛情的典型悲劇。

(三) 故事真實性探討

    學界對於<霍小玉傳>的真實性有許多探討,李益在《新唐書》、《舊唐書》中皆有入傳,[3]個性多猜疑一事也被具體寫入傳中,雖是如此,其中諸多敘述仍引起許多懷疑。[4]包含對於李益生平的考訂,霍小玉本霍王女的質疑,以及李益負心的真實性等等。

(四) 寫作背景與動機

唐代傳奇小說除可反應時代之外,作者個人的遭遇與動機,也讓小說的真實性更為複雜,<霍小玉傳>的作者蔣防與文中主角李益分屬長慶初年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寫作動機很難不引人聯想。[5]<李娃傳>的作者白行簡是白居易的弟弟,兩人的母親因年輕守寡,遂發瘋跳井自殺,白居易被貶官時,其中一條罪名為「浮華無行」,「甚傷名教」,<李娃傳>中李娃本倡女,後卻受封汧國夫人,既與法律不合,更與名教相差甚遠。白行簡撰寫<李娃傳>的動機或許想要藉此諷刺徳宗時三個節度使的滕妾受封為國夫人,才真正是「甚傷名教」。[6]

兩故事雖然都反映了時代現象,但針對的對象並不同,<霍小玉傳>針對一人一事而寫,<李娃傳>則是針對整體社會的文化現象。

  

 

 

 

 

 

<謝小娥傳>導讀

一、   前言

<謝小娥傳>與才子佳人的類的愛情故事不同,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將謝小娥列入豪俠的範圍,其真實性也因為被列入《新唐書》<列女傳>而受到重視[7]。此外,<謝小娥傳>中為父與丈夫復仇的勇敢、堅貞形象也側面反映了唐代婦女的另一個典型。

二、   內容簡述

<謝小娥傳>故事內容大致分成幾個主要部分,首先簡述謝小娥的出生背景,及其父親與丈夫被殺害的情形,其次主要圍繞在謝小娥得到父親與丈夫托夢,及遇到貴人(作者)助其解開隱語,第三部分為謝小娥進入兇手家幫傭,並順利報仇,最後謝小娥再次遇到作者,申明感謝之意並交代後續。

三、   相關討論

(一)唐代的「復仇」觀念

唐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為報父仇而殺死秦果,並至縣衙投罪自首。對於殺人者梁悅該如何處置,在社會上引起了議論。案件上報至朝廷,憲宗拿不定主意,命尚書省評議。他在詔書中說:「復仇之事,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征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職方員外郎韓愈在其給皇帝的上書中分析了對復仇行為難以處置的緣由,以及法律回避復仇既不加以禁止、又不規定允許的原因。他指出:
        
 伏以子複父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

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之、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

非圈之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

則人將恃法專殺,無以禁其端也。

韓愈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宜定制日:『凡有復父仇者,事先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舊唐書.刑法志》)

從立法上看,復仇並不被當做一種特殊的行為,於法當誅,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其情可憫,韓愈最後提出的意見,也許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當時對於復仇的矛盾態度,官方朝廷尚且如此,民間對於復仇的態度應該是更偏向贊同的。<謝小娥傳>中謝小娥手刃了殺父、夫的仇人,卻因其申春、申春原本有罪,上旌表而得以免刑,除強化謝小娥的正面形象,更代表了唐代對於復仇行為的微妙態度。

(二)社會背景

安史之亂後社會動盪,豪俠類小說也多出現於中晚唐,與人民普遍的期待相吻合。唐人傳奇中的女俠形象,是婦女中的強者,他們既是特定社會環境和社會矛盾的產物,也是佛道思想和武術技擊的的完美結合,其所作所為往往寄託著普通百姓和社會上弱者的理想,[8]<謝小娥傳>雖然主要故事內容以報仇為主,但仍一定程度反映了相同的情況


 

[1] 蔡燕,<《霍小玉傳》與《李娃傳》女性形象審美比較>《曲靖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頁51~54

[2] 黃大宏,<《李娃傳》主題新論>《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1期,頁87~91

[3] 《舊唐書》卷一三七<李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771~3772。《新唐書》卷二0三<李益傳>,頁5784

[4]卞孝萱,<朋黨紛爭中的暗箭>(收入氏著《唐人傳奇與政治》,廈門:鷺江),2002,頁292~312;車寶仁,<《霍小玉》真實性考>《陜西師範大學學報》,第28卷第1期,1999,頁157~159

[5]卞孝萱,<文人胸中塊壘的傾訴>(收入氏著《唐人傳奇與政治》,廈門:鷺江),2002,頁460~482

[6]卞孝萱,<文人胸中塊壘的傾訴>,頁460~482

[7]《新唐書》卷二0五<烈女傳>,頁5827~5828。周紹良,《唐傳奇箋證》,北京:人民文學,2000;張立榮,<從《謝小娥傳》看唐傳奇的求實性>《山西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頁16~17

[8] 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