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振 (牛僧孺《玄怪錄》)

 

 

牛僧孺筆下的郭元振,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在《新唐書》、《舊唐書》中都有其記載,現實生活中的郭元振為中國唐朝將領,名震,字元振生於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卒於玄宗開元元年(713),魏州貴鄉(今河北大名北)人。18歲舉進士,任通泉尉。武則天當政時授為右武衛鎧曹參軍,曾出使吐蕃。長安元年(701)任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治邊有方。起初,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南北界域相距不過400餘里,突厥、吐蕃常發兵前來襲擾。他於該州南境設和戎城(今甘肅古浪),北境置白亭軍(今甘肅民勤東北),控制要道,開拓州境1500餘里。從此,鞏固了涼州防務。他在任五年中,廣屯田,興水利,對涼州地區的安定和生產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神龍年間任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不久,任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景雲二年(711)任吏部尚書,後轉兵部尚書。先天元年(712)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今寧夏中衛西)、定遠城(今寧夏平羅南),以加強邊防。後因參與平息皇室內亂有功,封代國公,兼御史大夫,持節為朔方道大總管。時玄宗於驪山講武,因軍容不整而被治罪,免死流放新州(今廣東新興)。隨即又被起用為饒州司馬,抑鬱病逝途中。

 

現實生活中的郭元振是出將入相的人物,而牛僧孺筆下的郭元振則為救女除妖的英雄,而此種行徑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因以其文章所記之時間為「開元中下第,于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而事實上郭元振是在開元元年因罪被流放新州,這個時間點就可斷知其所述並非事實,且故事內容和郭元振本身並無關連,只是牛僧孺假借郭元振之名而已。而故事本身其實淺顯易懂,但其中卻也有其隱含意味在,「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此段話顯示的是明知獻與烏將軍之女其命不保,但仍獻出,這在隱含之中可以透露出一般民眾對於地方豪強勢力的畏懼,而「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纔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雹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這段話更是可以去瞭解到地方豪強勢利之作為,更顯示出一般民眾的無奈。「夫神,承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而這段話或許更可顯出作者本身所想要表達的意識型態。

 

依此部分來說,其實不得不討論一下《玄怪錄》成書的時間,李潤強先生在其〈牛僧孺傳奇創作研究〉及程小名先生的〈關於《玄怪錄》的成書年代〉文章中都有探討到,並指出成書的年代有二種說法,一為牛僧孺老年所寫,另一則為做官之前所寫成。而依其推敲《玄怪錄》的成書年代應以做官之前所寫為主,若以此來推斷,牛僧孺是否會在郭文振此文中,藉機描寫自己之仕途抱負呢?同時並且反應當時社會之型態。

 

另外在以「豬」作為故事中的反派角色問題點方面,趙振祥先生的一篇文章(發表於菲律賓世界日報)有討論到,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西遊記》中豬八戒的貪吃好色是出了名的。吳承恩寫《西遊記》時何以把豬與好色聯繫起來,塑造了這樣一個流後世的形象?這可不是吳承恩偶發奇想的結果,而是有著深遠的文化背景。

  其實豬的好色並不是始自吳承恩塑造的豬八戒形象,早在漢魏六朝誌怪小說和唐代傳奇性的誌怪小說中就多有體現。

  請看晉祖臺之的《誌怪錄》和干寶《搜神記》中記載的兩則故事:吳中有一士大夫,見一女子甚美,留共宿。士解臂金鈴係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豬圈,見一母豬,臂上係金鈴。(《誌怪錄》,《古今說部叢書》第三集)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係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豬欄中,見母豬臂有金鈴。(《搜神記》卷十八)

  上面這兩則故事講的都是母豬用色迷人的故事。魏晉時期還沒見有公豬好色的故事主題出現,但到了唐代,這一故事主題出現了。唐代有兩篇傳奇性誌怪小說,一篇是牛僧孺《玄怪錄》中《尹縱之》一則,仍然是沿續母豬作色迷人的主題。文章寫尹縱之於元和四年八月在中條山西峰遇見一美女,遂留于室,綢繆之意,無不備至。天明,女欲歸,縱之恐其後不復來,遂留其青花氈鞋鎖在櫃子中。女子哀求半天,悽婉動情,沒辦法只好揮淚而去。等到天亮,伊縱之聞床前有腥氣,見地上有一堆血已經凝固,順著血跡而至豬圈中,見一大母豬,無後右蹄無殼,血流於暀U,看見縱之後,怒目而走,縱之遂使人射殺之。

  另一篇是闕名作的《烏將軍記》,寫得則是一個公豬好色的故事。小說的主角烏將軍是一個豬精的化身,能禍福於人,鄉人每歲須以一美女祠之。代國公郭元振適逢遇之,遂與烏將軍共宴飲,席間乘其不備而以利刃斷其腕,細看原來是豬蹄。代國公於是與鄉人執弓矢刀槍,尋血跡而追至大冢穴中,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臥于血中,眾人圍而斃之,其害遂絕。

  從早期誌怪小說的記載看,動物類物怪多是與早期人類生活切近的一些動物,像馬、雞、犬、豬、蛇、魚、虎等等,由於這些動物是最早與人類發生食物或飼養或其他生活等方面的關係,所以人們很早便賦予了這些動物一種靈怪觀念,這正是遠古巫術思維的功利性和切近性的特點。豬作為一種最貼近人類生活的動物,它所負載的靈怪意識無疑是久遠的。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從上引兩則豬怪故事以及《烏將軍記》和《尹縱之》條看,人們更多時候是把豬作為一種淫邪之物看待的,而且這種觀念看來曾經相當普遍。可以肯定,吳承恩寫《西遊記》,應該是受到了這一故事主題的啟發,從而塑造出了豬八戒這個貪吃好色的形象。

 

 

《馮燕傳》為唐代俠義小說中的一特殊作品,因其為根據唐代真人真事而寫之作品,雖然其篇幅小、文字不多,但是其所反應的卻是唐代禮教秩序所呈現出的文化。在本篇中,將做二方面來做探討,首先將以其文中所敘內容,關於殺人、自首的部分做探討;另一方面,則要探討《馮燕傳》在唐代禮教文化呈現的意義。

 

在文章中所提「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燕卑蹐步就蔽,轉匿戶扇后,而巾墮枕下,与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系我。」。在這三段話中所提出馮燕因為打抱不平而殺人逃亡,其後又與張嬰之妻有染,其後而殺人,最後又在張嬰含冤被綁赴刑場之際,出面自首。在這三段話中,可以知道馮燕二次殺人,第一次逃亡,第二次自首,而這些相關刑法規定,其實在唐律中都可以得出其重點,為何會以唐律來提出呢?因自首的法原本於儒家仁恕精神的體現,而中國傳統的自首制則在唐律大致完備。

此篇文章中,就殺人問題,依唐律疏議所記「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雖因鬥,而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司。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傷殺者,依鬥法。餘條用兵刃,準此。」【疏】議曰:鬥毆者,元無殺心,因相鬥毆而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者,謂鬥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鬥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各合斬罪。「雖因鬥而用兵刃殺者」,本雖是鬥,乃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亦得斬罪,並同故殺之法。注云「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傷殺」,逼己之人,雖用兵刃,亦依鬥殺之法。「餘條用兵刃,準此」,謂餘親戚、良賤以兵刃逼人,人以兵刃拒殺者,並準此鬥法。又律云:「以兵刃殺者,與故殺同。」既無傷文,即是傷依鬥法。注云「因用兵刃拒而傷殺者」,為以兵刃傷人,因而致死,故連言之。」這段可以指出馮燕所犯之刑罰。

而在唐律中所提之自首減免之律,主要是在名例律第五卷。所謂自首減免是指犯罪者在犯罪事發前向官司自首,而官司依法視情節予以減刑或免罪。「自首」是中國傳統刑法之特色,目的是要給人悔過自新,《尚書、康誥》「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即可知道上古時即有此觀念,在秦代時,自首稱為「自告」或「自出」,到了漢代之漢律則有「先自告除其罪」之規定,這些精神都可以在唐律中看出。在《唐律疏議‧名例律》總37條「犯罪未發自首」條「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事而別言於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及自首不實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致死者,聽減一等。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及亡叛者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餘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若越度關及姦,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

就自首減免之規定來說,依李淑媛老師在〈唐代的自首-以私罪為核心之探討〉一文中分為完全自首、非完全自首及遣人自首三類。就完全自首部分,以犯罪人所犯並非亡判之罪,在未被揭發之前,主動據實陳述其罪,此為完全自首,此可以免除刑責。如果所犯的為贓罪,則雖然自首亦需歸還贓物(《名例律》正贓猶徵如法:【疏】議曰:稱正贓者,謂盜者自首,不徵倍贓。稱如法者,同未首前法,徵還官、主:枉法之類,彼此俱罪,猶徵沒官;取與不和及乞索之類,猶徵還主。)

而自首也有其時效性,必須在未被舉發之前,才符合自首要件,而舉發的要件在《唐律疏議》「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審,牒雖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雖欲自新,不得成首。」(意即只要經過舉發,不論是否開始處理此案件,都不可依自首法減免其罪則)也有紀錄。而如果所犯二罪以上,如果是輕罪事發而自首重罪者,則重罪部分可以依自首法免罪。

 

在不完全自首部分,可分為二類,第一類為「自首不實、不盡」:「自首不實」指的是除亡叛等罪外,犯罪之人雖自首,但自行陳敘與事實不符,此不僅不能免刑,更須以不實之罪來處分。「自首不盡」則主要是針對贓物部分,也就是說雖自首,但是隱匿部分實情,則自首部分免罪,但不盡之處,則以「不盡之罪」來處分。另第二類為「知人欲告及亡叛自首」,這是屬於被動自首或部分事發自首。在唐律中有律文「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這指的是犯罪者知他人欲提告而不得不出面自首,因為被動,所以非屬主動自首。

 

最後一類是「遣人代首」,這是指犯罪者本身不欲出面而派遣他人代為自首,其有三種限制狀況,一、代首人須犯罪者親自指派,二、代首人與犯罪者之關係須為「於法得相容隱」之親屬,三、若犯罪者因緣坐而獲罪,或者是所犯為謀叛以上之罪者,本服期雖捕而告之,俱同自首例。

 

另外自首的限制上,也分幾類:

一、事發逃亡,此減逃亡罪二等。

二、損傷於人,損指損人身體,傷指見血,在唐律中也指出部曲、奴婢受損傷是和良人一樣的,不因其階級而分。

三、對於私人非法持有違禁品,如寶印、符節、甲弩、禁書等,此類物品需完備而自首者,才得以同自首免罪,否則經過毀損或是亡失,則科以重刑。

四、越度關:度關有越度、私度、冒度三等罪,依《名例律》所記「私度、越度自首不原,冒度之罪,自首合免」,「越度」是指不由門、津度之。「私度」則指行人為持公文而私自自水陸關口度過。

五、姦罪,此分良賤而不同,「若姦良人者,自首不原。」,而「姦己家部曲妻及客女者,各不坐。」

六、私習天文者,因天象自古為官方專責之學,認為天文星象可預測吉凶,因擔憂有心人利用星象作為反政府的工具,所以也嚴格禁止。

 

當然在文章中,也還可以得知張嬰常欺負其妻,此在唐律鬥訟律中也有提到「諸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毆妾折傷以上,減妻二等。」此也是一個課題,但是因本文是以自首來探討,就暫不討論。

 

在一開始有說到《馮燕傳》的篇幅小,且文章所提又是其殺人逃亡,又與他人之妻有染後又殺人,最後自首,這種行為為何會被保留下來呢?而且在後來也受到一些文人士大夫的稱讚,這究竟為何?難道這種行為是俠義之表現嗎?

 

《馮燕傳》是一篇唐代社會的特殊刑事案件,因其殺張嬰之妻而主動自首投案,受到相國的力保,甚至皇帝下詔免死,並赦免滑城死罪者,此種行為居然受到認可,這是因為張嬰之妻本欲殺夫,這挑戰到當時父權社會的結構及儒家的綱常倫理,在文章最後所提「真古豪矣」,更是作者大大的讚揚,晚唐司空圖的〈馮燕歌〉更提出不少讚詠之詞,以下就來探討《馮燕傳》為何在當時會被重視的原因。

 

最早闡述俠義精神的為墨家,墨子認為俠義精神就是損己利人,不顧一切扶危救困,並且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來作為規定,此可為墨子的俠義精神。而史公在其《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義者有取焉」,更明確指出「仁」「義」為本的內涵。因此古俠「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俠義精神的「義」和儒家所言並不同,儒家所言的義是指倫理觀念,必需要符合三綱五常的倫理表現,為當時貴族階層所重視的。此和俠客之義又是不同的,因俠客之俠義精神是一種平民的道德體系,和貴族的義是相對的。

 

在中國文化中強調的是一種穩定性,其背後的目的是維持皇權的穩定,避免挑戰皇權的情形發生,因此儒家文化正因此而備受統治者所用,馮燕殺張妻之所以受到重視,並強調為俠義之情形,正是要強調儒家倫理之行為,因馮燕與張妻因淫而殺之,這根本沒有俠之內容,但是張妻欲以刀殺夫反被馮燕所殺,此意圖殺夫之行為卻為社會所不容,因此破壞了儒家的綱常倫理,而馮燕殺張妻此舉正突顯出維持儒家秩序的內涵。唐帝國在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是處於相峙的,因此士大夫在當時欲以儒家「君君、臣臣」的倫理道德觀念來改變「臣不臣」的思想,所以張妻欲殺夫之行徑被暗指為是挑戰君權的象徵,以「君臣、夫婦」的倫常關係為比擬,此似乎也是作者所故意收留此篇之原因,否則以馮燕的所作所為而被評為俠義之士,難道僅以自首就真的算得上是俠義之士嗎?

 

小說內容會凸顯其時代意義,而俠士的行徑一直以來和政府的法治秩序是有其相背性的,但是在某些小說中往往會去隱含強調尊君、忠義的思想,這點或許是和皇權利用儒家士大夫來維持其統治思想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