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行紀牛羊日曆前言:

 

周秦行紀、牛羊日曆、續牛羊日曆周秦行紀論唐代朋黨之爭底下的產物政治小說,是黨向黨發動的一次攻擊,其所攻擊的主要人物皆是牛僧孺黨的主要人物,朋黨惡鬥至此,傳奇竟成為政治鬥爭的利器,可見當時黨爭實以無所不用其極,亦可以藉此發現中期後庶族在政治上的權力已經擴大到可以形成自己的集團,且能與傳統世族相抗衡,而使世族深感威脅而對庶族採取一連串的攻擊行為。

 

周秦行紀內容摘要:

 

第一部份:作者牛僧孺自述貞元年間舉進士落第,欲歸鄉路上,迷失道路,後被異香吸引至漢文帝母親薄太后廟。

 

第二部份:薄太后牛僧孺相見歡,之後漢戚夫人、漢王嬙、唐楊太真齊潘淑妃等相繼現身,薄太后擺下酒席款待大家,此時作者在文中藉由楊太真之口道出「沈婆」一事。

 

第三部份:薄太后一時興起,提議大家各賦詩一首,説說各自心志,好藉此解悶,諸女及牛僧孺相繼各賦一首,晉石崇侍妾綠珠此刻現身亦作賦一首。酒席後,薄太后建議諸女應有一人晚上陪伴作者以盡待客之道,諸女相繼迴避,後決定由嫁至外族的王嬙陪伴牛僧孺,之後牛僧孺回到大安,欲再尋薄太后廟時,所見景色荒涼,已經不是昨日所遇,景物已非,只留淡香。

 

周秦行紀作者問題:

此篇文章收入太平廣記卷四八九,但未言原文出於何處,只注云牛僧孺撰,而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載有牛僧孺玄怪錄十卷,當中未收入周秦行紀李德裕亦在所寫周秦行紀論中批判牛僧孺周秦行紀,認為作者就是牛僧孺﹔雖然前人對於作者有所說明,且文章內文是用牛僧孺的口吻寫成,但因為卻乏直接的證明是為牛僧孺所寫,故歷來對於作者真偽皆有討論。

晚唐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提到「以之才術比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紀,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妒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雖然氏認為周秦行紀牛僧孺所撰,但到了宋朝就有人開始懷疑,宋張洎賈氏語錄中載到「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晏會,僧孺戲曰:「綺紈子弟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為憲司所。 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事遂寢。賈氏即為賈黃中賈黃中傳宋史卷二六五載到他是唐德宗時相賈躭之四世孫其父賈玭五代中進士氏和孫光憲幾乎為同時代的人一在南一在江南所看到的資料多寡似有不同而導至兩人對於周秦行紀作者看法不同;和賈黃中有共同看法的除了晁公武之外還有明朝胡應麟也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載到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偽撰以搆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為根蒂者不淺。」

近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第十篇中曾云到「牛僧孺在朝與李德裕各立門戶,為黨爭,以其好作小說,之門客衛瓘隧託僧孺名撰周秦行紀以誣之。」,近人王夢鷗在所寫唐人小說校釋下集附錄牛羊日曆及其相關的作品與作家辨,一文中除了認為周秦行紀韋瓘所偽作外,其牛羊日曆周秦行紀論亦為所偽作,此說有待考證。上述幾說對於周秦行紀認為非牛僧孺所作外,真正作者亦皆指向李德裕門人韋瓘周秦行紀似已無人相信為牛僧孺所撰,而是否為韋瓘所託作,則有待證據考證,不過就算其文非氏所撰,亦應當是親近李德裕人所託作。

 

周秦行紀中的含沙射影:

文中所說后一事據新唐書‧后妃列傳載「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沒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因后東都掖廷。王入後留宮中。時方北伐,未及歸長安而河南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沈后先侍太子,再嫁於廣平王,後有陷身於賊廷,在和文中齊潘淑妃的「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晉石崇侍妾綠珠「今有死,不可及亂。」一比較其沈后貞淫相對,諷刺更加明顯,而文中安排王昭君的角色或許亦是暗諷室亂倫嚴重的瑣事,舉唐太宗來說「殺弟元吉,即以元吉妻為妃」,武則天本為太宗才人,其子高宗娶之為皇后,而楊太真本為玄宗壽王的妃子,順宗皇后亦本為他父親的才人。而文中薄太后說道,胡鬼何能為﹖亦是諷刺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統。諸多暗指李唐皇室之事,可見託寫周秦行紀之人,無所不用其極,欲置牛僧孺於死地。而文中昭君侍寢一事除了影射沈后之外也影射到牛僧孺的母親一再改嫁之事。

 

心得小結:

周秦行紀雖然文章篇幅不大,除了一方面反映了唐朝朋黨之爭的激烈之外,也反應了姓應圖讖之說的影響,氏代唐之說在玄宗朝已盛行,一直要到僖宗朝時,其嫌疑才告冰釋,最早之時是周子諒為阻止玄宗重用牛仙客,而利用圖讖之說,後來只要是姓的都會受到牽連,而對於圖讖之說隋唐可見,故唐之君王無不害怕,而這正是黨攻擊黨的最大利器,而歷代以小說攻擊他人的周秦行紀應該算當中是惡毒了。雖然如此,但文中所賦皆露其諸女心志,如果單以一篇純文學小說角度來看亦有其價值存在。

 

史官與日曆: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云,(永貞元年九月)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胡三省注:葉伯益唐貞元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撰定,從此,此日曆之所起也。史官撰日曆之事唐會要卷六三載之尤詳,其原因是為往日史官多在家裡修譔撰紀錄,不特資料不足,而且褒貶多不公,所以限定在史館寫作,月終還要大家集會討論是非。史官在修撰一代實錄之外對於一些大人物的私事還會在日曆中有所記錄。而題一事,前必記日,就是所謂的日曆體例。

 

牛羊日曆內容摘要:

第一節部份:太和九年七月一日甲申﹐貶京兆尹楊虞卿為虔州司馬。下段則敘述楊虞卿上擾宰政,下干有司,結朋黨,通關節,為朝廷之陰蠹三十餘年。

 

第二節部份:開頭沒記年月,但有「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前去」,其下略述李宗閔身世,然後筆鋒轉到其結交牛僧孺專權貪賂,接著揭發牛僧孺如何倚仗宦官楊承和的勢力而登臺座,且與楊虞卿兄弟及李宗閔等人朋黨為奸。

 

第三節部份:記載楊漢公出為舒州刺史之下,忽接以楊虞卿用計為牛僧孺騙取李愿寵妾真珠的事。

 

第四節部份:載到穆宗病重時,牛僧孺陰謀作亂,欲嫁禍於當時非常得勢的宦官王思澄梁守謙

 

第五節部份:重複說道牛僧孺靠著宦官楊承和的推薦,竟至出將入相;然後還說道牛僧孺母親冶蕩無檢,一嫁再嫁;然後他又寫了一篇周秦行紀竟直呼德宗黃帝的母親為「沈婆」。

 

牛羊日曆撰者問題:

《新唐書.藝文志三.丙部子錄.小說類》載道,“劉軻牛羊日曆一卷,牛僧孺楊虞卿事,檀欒子皇甫松序。”題名為劉軻撰,李德裕周秦行紀論裡面也提到“史官劉軻《日曆》”,雖云如此,但對於此篇日曆作者是否為劉軻本人,已有許多人懷疑過,最先懷疑者為明代胡應麟在,他的四部正譌卷下說﹕「牛羊日曆諸家悉以為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案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為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即記載時事,命名詎應乃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者為之也。案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有恨僧孺見傳,或當近之。」文中他提出三疑:一疑命名,既然為史官日曆當不會取牛羊取謔,二疑這日曆李德裕的黨羽且憎恨劉軻者所誣栽,以達一石二鳥之效,三疑最可疑的人是皇甫松

 

今從四個方向來論證,亦可發現此日曆不是劉軻本人所寫或是其據劉軻日曆進行竄改:

 

一、從政治上面來看,劉軻曾為王踐言撰墓誌,而王踐言楊承和同於宦官王守澄對立,故劉軻怎麼可能又撰牛羊日曆來攻擊楊承和,一個人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嗎﹖

 

二、從交游來看,元和十二年白居易曾引薦劉軻楊虞卿牛僧孺認識元和十三年劉軻舉進士不能不說這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以劉軻怎麼可能撰牛羊日曆來攻擊牛楊兩人,劉軻有《與馬植書》,而馬植又是李德裕的政敵,劉軻既然與此人交游故應非李德裕黨羽,既然非是黨羽就不會寫此文章來幫助黨。

 

三、從學術上面來看,白居易在《代書》中及陳舜俞《盧山記》中皆言道劉軻創作態度嚴肅,是不會寫出牛羊日曆這類的小說體栽。而且劉軻為史官其所著日曆必會參加於月終的集會討論,對素有文才及史筆觀的劉軻而言,拿出牛羊日曆何以見於同僚﹖

 

四、從宗教上面來看,劉軻少時曾為僧,還俗之後,仍然崇信佛教,《全唐文》及贊寧的《宋高僧傳》中都記載劉軻為僧人撰碑銘一事,相反的,李德裕卻是崇信道教,會昌年間更支持武宗的毀佛,亦佛教徒所稱的會昌法難劉軻李德裕在宗教信仰上是如此的對立,劉軻可能和李德裕合謀寫出牛羊日曆誣陷牛僧孺嗎﹖

 

至於胡應麟提出另一個可能的作者皇甫松,是否就是這篇他認為是既恨牛僧孺又恨劉軻而改寫牛羊日曆或原創的人,有一份有關皇甫松牛羊日曆有關的證據出於資治通鑑唐紀五十九,敬宗寶曆元年,牛僧孺以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一節,司馬光考異曾引用皇甫松續牛羊日曆這本書,但是司馬光所抄錄考異中的那段文字其實就是今牛羊日曆的第五節,從此可以推論何以牛羊日曆第四第五節這些不合體例的文字應該不是原來的牛羊日曆,應該是後來補上去的,而補述的人應該就是著續牛羊日曆皇甫松,但因為史料的欠缺,我們不清楚他是否為黨且和劉軻有過節,史載皇甫松父為皇甫湜,而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同登元和三年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尤其他們的直言極諫策論得罪了李德裕的父親,既而引起了一場政治風暴,照此推論在如此的家世下,皇甫松沒理由和李德裕親近而為黨羽,而且皇甫松實為牛僧孺的表甥,做為晚輩的皇甫松理當不會拿長輩牛僧孺母親一再改嫁之事而加以筆墨污辱。

 

 

小結:

從上述我們可以得知關於牛羊日曆作者的一點蛛絲馬跡,或許牛羊日曆最原始的作者是劉軻而後來傳世的日曆卻是經過加以竄改,而竄改之人與其說是皇甫松不如說是有人冒用皇甫松之名行而竄改之實,而竄改之人筆攻主要目標是牛僧孺且牽涉到李宗閔楊虞卿,這些都是黨的主要人物,很明顯的主謀應該是出自李德裕的黨羽人所為,而冒用作者之名則顯然欲以一石兩鳥之計打擊政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