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卷一試讀

陳登武

一、《洛陽伽藍記》的定位與價值

 

暨永熙532——534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堙A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鍾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

 

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變亂之端,宗藩廢立之由,藝文古蹟之所關,苑囿橋梁之所在,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土,莫不鉅細畢陳,本末可觀,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為拓跋之別史,不特遺聞逸事可資學士文人之考覈已也。(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序〉)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毛晉〈綠君亭本洛陽伽藍記跋〉)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敘故蹟,以成是書。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跡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脩之傳,秦人事即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為即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為是書之瑕纇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7〈地理類‧古蹟之屬〉)

 

衒之習染佛法,其書體裁乃摹擬魏晉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體,劉子玄蓋特指其書第五卷慧生宋雲道榮等西行求法一節以立說舉例。後世章句儒生,雖精世典,而罕讀佛書,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實有此體,故於洛陽伽藍記之製裁義例,懵然未解,固無足異(陳寅恪〈讀洛陽伽藍記書後〉,收入氏著《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2001

 

楊衒之,北平人,元魏末為祕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啟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勒。知其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廣弘明集》卷6高識傳〉,北京:三聯,2001

 

這部書的主要目的在記北魏京師洛陽四十年間佛教寺塔的興廢,作者卻不孤立地專記這一興廢。好比一髮牽動全身,全身繫於一髮。這一興廢當然和洛陽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興亡有關。而洛陽的盛衰,北魏的興亡,又恰巧單從當時佛教寺塔的興廢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盤地反映出來。總之,這部書主要地反映了這四十年間洛陽佛教寺塔的情況,同時也反映到了當時洛陽這個都市在經濟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況,由繁榮到衰敗的情況;又同時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這四十年政治上軍事上的許多大事,如高祖遷洛,太后臨朝,宦官用事,外藩舉兵,諸王爭立,乃至與南朝關係,四夷關係,都有涉及,尤其是頗為翔實地記載了當時中印間的交通;反映到了一個王朝盛極而衰,禍亂迭起,迄無寧日,至於滅亡。總之,這部書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個時期,一種宗教,同時又是反映一個京師,一個王朝的歷史文學。這是它的最大價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補魏書的缺失,通鑑就曾採用了一些。還有應該特別指出的,即是關於宋雲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這在法顯之後,玄奘之前,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雲家記、惠生行記、道榮傳都已失傳,就靠這部書保存了這份珍貴史料的一個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過祕書監一類的官,熟習政府檔案,留心當代藝文,又曾有深入社會的生活實踐,了解現實,而又重視民間口碑,重視歷史遺蹟,我想他對於史料的搜集未必這樣豐富,對於史料的組織未必這樣完密。就提供史料來說,他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關於北魏遷都洛陽四十年間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這也是他這部書有歷史價值的一點。(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序〉,收入氏著《洛陽伽藍記校注》,台北:華正,1980

 

為了讓洛陽城不再像五胡十六國時期般沈埋在黑暗中,他決定要把洛陽城用文字圖繪下來:為了要控訴毀壞洛陽的罪魁,他決定要兼述史事。但是史事中必然有許多地方會觸及高氏政權忌諱,所以他選擇了以記伽藍寺廟為幌子的方式,利用一種所謂「子註」的特殊文體來寄託他的新志,結果這種子註的方式又造成這本書極為特殊的風格。最後使得《洛陽伽藍記》在地學上完成了它寫實存真的任務、在史學上寄託了它春秋大義的懷抱、在文學上又開拓了一種嶄新的風格,這真是一部非常之時非常之人所寫的非常之書(王文進《淨土上的烽煙--洛陽伽藍記》,台北:時報,1998

 

《洛陽伽藍記》是中國歷史上極有影響的一部記游題材的文學作品,是與《水經注》、《齊民要術》相齊名的北魏王朝百餘年統治期間所絕無僅有的三部傑作之一,一直為世人所矚目。它以洛陽佛寺四十年的興廢為題,通過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由盛到衰的情況以及北魏同周邊的國家與地區之間的關係等等進行詳盡的記述生動地反映並再現了一個時期的一個王朝、一個京師乃至一種宗教的演變過程。它雖有五卷之數,卻無繁瑣之文;既有優美之文筆,更有豐富的內涵、珍稀的史料。然而,這樣的一部作品卻出自一位當時並無名氣的北魏期城太守楊衒之之手,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恆毓〈略述《洛陽伽藍記》的寫作緣起〉,收入《世界弘明哲學季刊》

 

二、試讀示例

一、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

周祖謨校釋:「昭玄曹」,管僧尼之官署。沙門,漢隸鴻臚寺。寺者,官舍也。北魏初京中立道人統,文成帝時改立監福曹;孝文帝時改為昭玄曹。其官屬有沙門統、都維那等,統攝僧伍,以斷僧務者。世宗即位,詔僧犯殺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斷,餘付昭玄斷之。《魏書‧釋老志》:『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自今已後,眾僧犯殺人已上者,仍依俗斷。其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之。』

 

二、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

范祥雍校注:各本皆同。歷代三寶記九、大唐內典錄四亦作九十丈。續僧傳、釋教錄作九十餘丈。水經穀水注云:『自金露盤下至地四十九丈。』魏書釋老志云:『永寧寺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酈、魏、楊三人同為魏臣,皆及見永寧浮圖,而所說不同如此。衒之嘗親自登臨(見後文),按理其說當可信。但考後魏尺度,前尺為今市尺0。八三四三尺;中尺為0。八三七0尺;後尺為0。八八五三尺(見中國度量衡史)。即以最小比例合之,九百尺亦須今市尺七百尺以上;再以浮圖九層合之,每層須八十餘尺。如此建築物,今日尚艱為之,況於一千四百年前之後魏乎?故楊氏所言,不過文辭誇美,固非事實,要以水經注與魏書之說為可信。至後來釋書所言,則皆據衒之此記,不足論矣。

楊勇校箋:《魏書‧藝術傳》:「建永寧寺九級浮圖,郭安興為匠」。據實地鑽探,浮圖在寺之正中,今殘存土臺基全高約八米,塔基平面正方有三層。底層101米,南北98米,高21;中層50米見方,高36;頂層約10米見方,高22。佛塔在塔後。見《考古》19734月期〈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

 

三、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衒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527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

1.史籍首見達摩史料,可藉以考證達摩到中國的時間,以及對達摩初期形像的認知。

2.景德傳燈錄‧達磨祖師》實梁普通八年(527)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宋本覺《釋氏通鑑》「梁普通元(520)年」條說是梁武帝普通元年。《歷代法寶記》載:「梁武帝出城躬迎。昇殿問曰:『和上從彼國將何教法來化眾生』。達摩大師答:『不將一字教來』。帝又問:『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大師答曰:『並無功德』。答曰:『此乃有為之善,非真功德』。」此條資料亦說達摩在梁武帝時到中國。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516),當時達摩已至北方,可見諸說皆誤。

3.同卷另有: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修梵寺條」,頁60

4. 僧可,一名慧可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曇)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釋道宣撰《續高僧傳‧釋慧可傳》【約成書於650年】

 

四、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各本皆作馬。吳集證本作騎。按通鑑一百五十二作騎。五千,赴哀山陵

周祖謨校釋:《文選》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群,朱旗萬里」。李善曰:「鐵馬鐵甲之馬」。

 

五、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為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

楊勇校箋:通鑑一百五十二胡三省注:『魏人立后皆鑄像以卜之。慕容氏謂冉閔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卜君,其來尚矣。故爾朱榮效之。』登武案:趙翼《廿二史劄記》〈後魏以鑄像卜休咎〉條:北史魏后妃傳序云「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否則,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寵,帝令后鑄金人,成,乃立為后,後薨,又寵劉氏,以鑄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禮之如后,薨,遂贈為后,加諡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爾朱榮以明帝崩,將有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之子孫像,成者當立為主,惟莊帝獨就,乃迎立之。及河陰之役,榮欲僭位,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乃止。齊高洋欲僭位,群臣皆意以為不可,鑄像卜之,一寫而成,遂決意僭號。蓋當時國俗然也。(魏書、北齊書及北史)按晉書載記「冉閔遣常煒使於慕容雋,雋使封裕問之曰『聞閔鑄金為己像,壞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煒言『此事非實。』」此又在元魏之前,則不始於魏矣。蓋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六、關於「冷筆」與「熱筆」

(莊)帝初以黃河奔急,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1]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2];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3]皆理合於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為虛說。』

 

七、住在永寧寺附近永康里的住戶

據周紹良、趙超主編,《魏晉南北朝墓誌彙編》所見,住在永寧寺永康里的住戶包括:

魏故元氏趙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光(她是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後裔拓跋永的長女),字容妃,南陽苑縣都鄉白水里人也。春秋卅有八,以正光元年歲在玄枵七月癸酉朔廿日壬辰寢疾薨於永康里。諸婦傷悼,靡不抽惋。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故假節征虜將軍岐州刺史富平伯于君墓誌銘。

君諱纂使持節安西大將軍燕州刺史混泥之孫,持節後將軍朔州刺史染幹之子也。昊天不惠,寢疾彌留。春秋七十,孝昌三年歲次丁未二月甲午朔四日丁酉卒於洛陽城永康里宅北京圖書館藏拓

 

齊故樂陵王妃斛律氏墓誌銘。

妃姓斛律氏,朔州部洛人,左丞相咸陽王之孫,司空鉅鹿公之女。河清二年八月十九日薨於鄴縣永康里第,春秋十有五。北京圖書館藏拓

 

魏故琣{治中晉陽男王君墓誌銘。

君諱禎,字宗慶,樂浪遂城人也。春秋卅有九,延昌三年四月己卯朔十日戊子卒於洛陽永康里北京圖書館藏拓

 

以上《魏晉南北朝墓誌彙編》所見,住在永寧寺永康里的住戶都是皇裔或代北貴族。又《洛陽伽藍記》卷一〈建中寺〉條載:「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4]宅」,元乂亦宗室貴族。可見,查考洛陽里坊居民的族裔背景和階級身份,當有助於了解北魏統治的另一面向。

 

八、楊衒之的撰史心態

1.清朝吳若準說《洛陽伽藍記》:「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足以補魏收所未備」。王文進認為後一句話說的客氣了。他認為楊衒之撰寫《洛陽伽藍記》「極可能就正在對魏收從事抗議的工作」。於是,他分別從溫子昇事件、廣陵王事件和永寧寺浮圖事件,評估二者的史學書法,以為魏收的「黨齊毀魏」是遠比不上楊衒之的史學風骨。如《洛陽伽藍記》寫永寧寺大火一事,提到有人看到浮圖現於海上的事情,楊衒之說:「俄然霧起,浮圖遂隱」,並沒有因此渲染天命在齊的怪說,無諂媚高氏之意;但魏收《魏書‧靈徽志》就大肆渲染說「永寧見災,魏不寧矣」;「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王文進《淨土上的烽煙--洛陽伽藍記》,台北:時報,1998

2.陳識仁老師寫崔浩案,論及該事件對後代影響,認為讓歷史家有寒蟬效應,心生恐懼,因而不敢直接著史,改以隱諱手法彰顯歷史意識。酈道元《水經注》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應該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應。參看陳識仁老師的大作〈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討論〉,《史原》第21期。


 

[1]范祥雍校注:魏書十莊帝紀:『爾朱兆、爾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渡,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又七十五爾朱兆傳:『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按兆傳所說多怪誕不可信,但由此可見當時人皆以此事出於突然,又為莊帝戒備疏忽諱飾,遂假託神話以相傅會。此種心理正可與楊氏之評語作互證,故附錄在此。

[2]范祥雍校注:後漢書五十王霸傳:『(王)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

[3]范祥雍校注: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裴注引世語:『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能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按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伯樂相馬經云:『馬白豸J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的為旳之俗字。

[4]范祥雍校注:元义魏書十六有傳。近出土元乂墓誌作元乂,羅振玉松翁近稿跋云:『傳稱义字伯儁小字夜义。傳中載咸陽王禧子樹在梁遺公卿百僚書有元义本名夜义,弟實名羅剎語,似其名當是夜叉之叉,故史作义,不作乂。然以字伯儁考之,殆取儁乂之義,則誌作乂者是,史作义者非也。』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云:『魏書、北史及近出元玕墓誌俱作叉,乃小字夜义之省,蓋其初名。此誌與洛陽伽藍記作乂,則後來改名也。』按宋本魏書作元义,元大德本北史作元叉。考宋元俗字有义與乂,皆為義之別寫,見劉復宋元以來俗字譜,疑其來源出於六朝別體。义、乂、義三字相通,吳琯等本作義可證。叉字乃隨筆之誤。羅趙二氏說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