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貢舉制度的創立──從《唐摭言》說起

高明士 2009.12.26.

一、     前言

王定保《唐摭言》卷1「統序科第」條云:

武德辛巳(四年)歲(621)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15「雜記」條曰:

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

問題所在

1.史料可信度

《四庫全書提要》日:「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等詳,多史志未及。」自有其一定價值。

 

2.史實問題

唐武德四年四月頒詔到五年十二月考試,共設四科。時天下未平,四科之制當非唐所創,而是隋大業之制。然則如何解此四科貢舉之制?歷來少有解說。

 

何謂「貢舉」?

所謂「貢舉」,指貢人與舉人二事。貢人指各州每年依規定貢上中央的應考者,即所謂「鄉貢」。舉人有兩種情形,一是別敕令舉,一是官學(含中央的國子監與地方府州縣學)學生每年呈報尚書省應考者。後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1「鄉貢」條曰:

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

此處即提示兩監及郡府學生與鄉貢不同,而另循他途應考,所以地方學生也有升補監生者。學生在應考前,隨其應考科目之別而有不同身分的稱呼法,如曰「國子明經」、「國子進士」等,地方貢人則有「鄉貢明經」、「鄉貢進士」等用法。另有「賓貢」一詞,既曰「貢」,制度上宜適用「貢人」規定,不合比照「舉人」,所以有「賓貢進士」之稱。因為「賓貢」等同於進士,放榜於進士榜末,自然無其他稱呼法,此即無「賓貢明經」等稱法。就此意義而言,「賓貢」實為「貢舉」之一途,不得謂「賓貢」泛表「貢舉」之義,更非「貢舉」之別稱。否則有「賓貢進士」之稱時,應該會有「貢舉進士」之稱;事實上無「貢舉進士」之例,亦無「貢舉科」存在。

 

二、隋代創設貢舉基本史料及其問題

1.《隋書》記載貢舉(科舉)創建的史料

 

2. 武則天天授(690~692年)中,左補闕薛登(本名謙光)以「選舉頗濫」,上疏議請改善。其中提到:

(隋)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變前法,置進士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x,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下略)(《舊唐書》卷101本傳)

這是最早提到煬帝時期的貢舉。薛氏議,論及「法」之變遷問題,即連「科」亦是法。前後文脈的主軸為:

「選舉」之法──(隋文帝)置「擢士」之「法」──(煬帝)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法)

所謂「變前法」之「法」,宜指改變曹魏以來直至隋文帝所設置的「擢士」之「法」;也就是後述開皇七(587)年新建之貢舉制,只是「變」法之詳情不明,但至少包括「進士等科」。此處除提示「進士科」為新制而外,宜含有其他「科」,所以加一個「」字。這樣一來,除進士科以外,究竟包括那些科目?唐.蘇鶚云:

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蘇氏演義》卷上「進士」條)。

此處之「近代」,即指隋代,隋際已有「諸科」。唐武德四年設科取士曰「復置」,說明此時並無新增科目,此處雖只提到秀才、進士兩科,其實應該有四科(如後述)。

按,薛登博涉文史,《舊唐書》本傳謂其「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因此,登之立論,宜是信而可徵。薛登的立論,可信度既高,則前述對於煬帝「變前法」一事,自不得等閒視之。楊綰、杜佑以及蘇鶚等立論,當皆本於薛氏說。[1]

 

3.杜佑《通典》卷14〈選舉典.歷代制中〉曰:「煬帝始建進士科。」

這是明確說煬帝創建進士科。

 

4.《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其曰:

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

《新唐書》卷96〈房玄齡傳〉曰:

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

《金石萃編》卷50「房玄齡碑」曰:

年十有八,俯從賓貢

此碑是褚遂良所書,大約立於永徽三(652)年。今所見碑文,文字磨滅,殘缺不少,無法盡讀。[2] 但「賓貢」擢第之事,依然可見。顯然兩《唐書》將碑云:「俯從賓貢」,改為「舉進士」。清.陸增祥在錄其碑文之後,亦按曰:

至碑云年十有八,俯從賓貢,言舉進士也[3]

足見從唐以後迄清,多將「賓貢」解為進士。從正面看來,兩《唐書》謂玄齡「舉進士」,是針對碑文所謂「俯從賓貢」而作的說明。這個說明的依據,當是用唐朝一般人的看法,尤其是晚唐設立「賓貢」科,位同進士以後。也就是說,兩《唐書》史官是依據當代將「賓貢」科視為進士科的用法,來說明隋代開皇之制。史官為什麼要這樣更改?可能是因為開皇「賓貢」科到煬帝時變為進士科,其存在時間短暫,所以用當代所理解的用語來說明。

 

韓國磐據新、舊《唐書》以及「房玄齡碑」,曰:「按房玄齡十八歲舉進士推算,開皇十五或十六年時應已出現了進士科。」[4] 韓氏是首先藉金石文來印證文獻記載,所論自然較為有力。韓氏的推論,可視為進士科出現的下限,仍不能排除開皇七年創制進士科的可能性。

岑仲勉氏的論據,說:

通鑑一七六陳禎明元年(開皇七年)正月「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按通典一四,隋煬帝始設進士科,但不能舉其年。近人或疑開皇已有,所據者亦不過房玄齡傳等。今考通鑑此條,實本自隋紀。考隋書食貨志開皇十二年冬稱,「令尚書以其(均田)事策問四方貢士」,芒洛遺文續中卷貞觀廿年李護誌,「隋開皇中應詔舉秀才」,唐人稱得解者為「鄉貢進士」,則與隋制稱貢士相同。又中唐後州數僅及三百,除小州外,每州約舉三人,故雲溪友議八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詠。徵諸此兩點之相類,余謂開皇七(年)制定之貢士,實唐代進士科之先聲也。[5]

岑氏舉《隋書.食貨志》記載策問四方貢士事、李護舉秀才事、以及唐制貢士事等,而謂進士科起於開皇七年,是為宮崎市定未曾舉用的證據,自足以參考。至謂「近人或有疑開皇已有,所據者亦不過房玄齡傳等。」所謂近人,或指前述韓國磐。

 

5. 「李靖碑」云:

年十有六,長安令調為功曹,蓋以望表黃圖,光膺禮賁;英標赤縣,不謝弓招。俄而雍州引昇賓貢,策(下缺三十五字)。

碑陰題記云:

唐特進衛國公李請,以正觀二十三年薨,年七十九。[6] 

「高士廉塋兆記」云:

敬從賓貢,射策□第,除奉禮郎,奏太子舍人事。……貞觀廿一年正月五日薨於正寢。[7]

「房基墓誌銘」云:

隋大業七年任國學生,義究三冬,文窮百遍,雖顏子入室,無以過也。既預賓貢,策應甲科,授宣議郎[8]

《隋書》卷73〈梁彥光傳〉云:

開皇二年,……後數歲,轉相州刺史,……歲餘,拜趙州別史,彥光言於上曰:「請復為州」。上從之,復為相於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

 

上述諸例的「賓貢」,歸納起來有兩義,一是貢舉科目,一是地方官府的禮儀。前幾例皆是貢舉科目之意;梁彥光之例則為禮儀之意。

「李靖碑」,大約立於高宗顯慶三(658)年,許敬宗撰。記述由雍州推薦參加賓貢考試,參加賓貢年齡不明。但碑云:「年十有六,長安令調為功曹。」不久「雍州引昇賓貢,策(下缺)。」其「策」以下之缺字,或含房基碑所示,曰:「策『應甲科』」,即賓貢甲科及第。此說若不誤,其及第年齡,若以十七歲計,靖卒於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九,由此上推,當在開皇七(587)年登第;若以二十歲計,當在開皇十(590)年登第。因而推斷其賓貢擢第之時間,不能早於開皇七年。不論何時,恐皆比房玄齡早,此事待考。至於登第後之初任官職則不明。《舊唐書》卷67〈李靖傳〉只曰:「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新唐書》卷93〈李靖傳〉曰:「仕隋為殿內直長……大業末,為馬邑丞。」均不能作為初任官之職。兩傳亦無語及賓貢之事,此碑誌正可補史傳之不足。

 

6.《隋書》卷1〈高祖紀〉開皇七(587)年正月乙未制曰:

諸州歲貢三人。

此一規定,似依據貢舉三科規定每州、每科選拔一人,賓貢科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二科為秀才、明經)。房玄齡為齊州人,當是先通過齊州考試,再參加中央賓貢科考試及第者。

宮崎市定以為此處的「制」,是永制、常制之意,而且規定各州同貢一定人數,這一點與北周時代的秀孝制度規定上州每歲舉秀才一人、上郡每歲舉孝廉一人的比率大為不同,因而推定科目制成立於此時。並舉杜正玄、正藏兄弟舉秀才(《隋書》卷76〈文苑傳〉)為例,證明秀才科確實存在;又舉韋雲起在開皇中舉明經(《舊唐書》卷75、《新唐書》卷103),證明明經科確實存在;舉房玄齡年十八舉進士,相當於開皇十五年(《舊唐書》卷66、《新唐書》卷96),證明開皇中已有進士科存在。開皇七年除已成立秀才、明經、進士三科目而外,隋代並已有臨時詔求人才的選舉,此制在唐代曰制舉。從文獻上的記載可知用「制」者是為常舉,用「詔」者是為制舉。《新唐書》卷44〈選舉志〉云:「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可為說明。

宮崎市定氏根據兩《唐書.房玄齡傳》,推論進士科與秀才、明經二科在開皇七年業已存在;同時又指出楊綰以為進士科起源於隋大業中的說法(見《新唐書.選舉志》),以及《文獻通考》採用楊綰說法,都是錯誤的。宮崎氏的這些看法,堪稱卓見,尤其指出科舉起源於開皇七(587)年,而且斷定當時的科目有三科,實是莫大的貢獻。只是將進士科推定為三科之一,則難以贊同。

 

 

7.隋代創設貢舉小結

隋文帝開皇七年建置「賓貢」科以後(「賓貢」科是筆者依據碑文所用之名詞而設定的,以求符合當時的用法),到隋煬帝大業初,或即元(605)年,將「賓貢」科改稱為「進士」科,同時或稍後增設「俊士」科,而定於大業初,或即三(607)年令。所以煬帝大業時期,貢舉常舉應該有四科,直至唐初武德年間不變。《新志》所載的楊綰說以及《文獻通考》說(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皆無誤,只是不能將進士科的建制,作為貢舉起源的源頭。進士科的前身,就是賓貢科,短暫存在於隋開皇七年以後的十九(587~605)年間,其後一直使用進士科名稱。晚唐的穆宗長慶初(821年﹖),重設賓貢科,但此時的賓貢科是專供外國士人報考,其地位視同進士科,而本國人仍報考進士科,賓貢科及第放榜時,名列進士科榜末,所以又有「賓貢進士」之稱。

 

8.開皇七年是隋史轉變重要年代

隋朝的中央集權建設,以及統一中國工作的部署,這一年實是最具關鍵性的一年。易言之,到開皇七年,隋文帝對內方面的中央集權工作,大致已完成;對外方面,其征伐工作亦大致告一段落,緊接著就是對南方的統一工作,這一年乃由守勢改為攻勢。尤其是這一年的九月廢江陵的梁國(《隋書》卷1〈高祖紀〉),更是一個重大事件。

蓋政府廢止選舉用人的九品官人法以後,自然需要另訂新法以選拔人物,貢舉制度乃應運而生。另外由中央到地方州縣大興學校教育也是重要方案,這一切都是開皇七年以前的事。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除授制度的建立,當在開皇七年以前,或是開皇三年罷郡之際。其實自北周以來,已是「選無清濁」(《隋書》卷56〈盧愷傳〉),而「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同書卷72〈陸彥師傳〉)。此即由制度而言,隋初當已建立中央吏部直接掌握用人,這也是創建貢舉制度的重要背景。隋朝貢舉制度不必始於煬帝而應始於文帝之際,其理由在此。

 

9.煬帝為何要以「進士」取代「賓貢」?

這個問題,似仍須由煬帝好古作答。煬帝或許不滿意其父親的古意措施,而在「變前法」時,將「賓貢」改為「進士」,再增設「俊士」(或謂將賓貢分為進士、俊士,亦有可能)。其典故,當係採用《禮記.王制》之「進士」、「俊士」名稱,以更接近古禮。加上原有的秀才、明經,乃成為四科之制,似是合理的推測。

《禮記.王制》曰: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又曰: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根據〈王制〉,鄉大夫所舉有德行、道藝者,其升進之階梯是:

鄉人有德行、道藝者→秀士→選士→俊士→造(成)士→進士

據此階梯,俊士猶低於進士,孔穎達疏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所以進士是造士中最秀異者。

大業的貢舉制度設有明經、秀才、俊士、進士四科,這四科制其實是煬帝「變前法」而來。變法的新義,在於「置進士等科」。「等科」二字須作何解?也就是進士科以外,還有那些科目?其新義又如何?按,秀才、明經兩科本為北朝舊制,並無新義;其新義應該在於設置進士與俊士兩科。也就是說煬帝變文帝之法,而將賓貢科改為進士科,同時又增設俊士,或者將賓貢科改為進士與俊士兩科。

 

三、唐代貢舉制度的初建

1.王定保《唐摭言》卷1「統序科第」條云:

武德辛巳(四年)歲(621)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15「雜記」條曰:

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進士?)十四人,所試通,敕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

此處記載唐高祖武德四(621)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貢學生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者,並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並參看同書卷1「統序科第」條、《新唐書》卷44〈選舉志〉)翌年(622年)十月,立即聚集「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四科共二一八人(其中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於朝。當時天下未平,因此,所謂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四科,宜視為隋大業間所施行的貢舉制度。

 

2.唐初的貢舉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9〈選舉考.舉士〉引「唐登科記總目」曰: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六年,進士四人。

足見《唐摭言》所載「俊士十四人」為「進士四人」之誤。

《唐摭言》卷7「起自寒苦」條曰: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

但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據樂史《廣卓異記》[9]19《登科記》曰:「李義琛、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武德六年進士及第。」因而將三人進士及第一事繫於武德六年,《唐摭言》記載有誤。

蓋武德四年天下未定,唐初制度乃多沿襲隋制,所以《新唐書.選舉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這個事實,說明隋煬帝大業年間的貢舉科目宜有四科,此即:秀才、明經、進士、俊士。唐朝建國後的武德四、五年,初行貢舉之際,始能以此四科招考。

以後唐朝貢舉制度的發展,詳見拙著《隋唐貢舉制度》。


 

 

3.唐穆宗以後的賓貢科

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一文,是探討此期「賓貢科」問題的必讀之作。其中提到:

唐代科舉取士,登第者光寵殊異。外國學生之留唐習業者,自亦慕羨而願就試,然其學藝程度究竟遠遜於華人,故唐政府特設賓貢科以待之。其他諸國學子固有登賓貢科第者,但究竟少數,而新羅自長慶至五代登第者蓋近百人。

近代學者最早注意到科舉科目中有賓貢科者,當推嚴耕望先生。但嚴氏所論述的是屬於晚唐穆宗以後適用於外國學子,尤其是新羅人應考的科目,不是隋文帝開皇時期的賓貢科。[10]

將唐穆宗長慶以後的賓貢科視為源自隋文帝開皇時期的賓貢科,並論述至明代的發展情形則為筆者。[11]

作為貢舉科目之一的「賓貢科」,其存在的時間,當是隋文帝開皇七年至煬帝大業元年(587~605),以及唐穆宗長慶元(821)年以後至明代的這段時間。隋大業元(605)年以後到唐穆宗(820)以前的這段時間,並無「賓貢科」存在,但仍有「賓貢」用語出現,成為這個時期的特殊用語。若不考慮時代的先後性,隋唐時期出現的「賓貢」一詞,共有三義,此即貢舉科目名稱(「賓貢科」)進士科的代稱,以及「賓興」禮儀

宋.王應麟《玉海》卷116「咸平賓貢」條引《登科記》[12]曰:

(唐穆宗)長慶元(821)年辛丑,賓貢一人,金雲卿。

高麗名臣崔瀣(12871340)曰:

(唐)長慶初,有金雲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拙\千百》卷2〈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

據此可知金雲卿是以新羅人在唐首次賓貢科登第者,但徐松《登科記考》卷19無著錄,甚至長慶年間(共四年)皆無著錄杜、金二人,足見被脫漏。金雲卿既然名列杜師禮榜,則長慶元(821) 年榜是以師禮為狀元。正巧這一年進士科發生錄取不實,本由禮部侍郎錢徽主考,改由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及第二十五人中的鄭朗等十四人,結果鄭朗等十一人落第,總共通過十四人,杜師禮是狀元,金雲卿居榜末,特名雲卿為「賓貢」及第。其他十二人,徐松已考知李躔等十人(《登科記考》卷19)。

根據崔瀣的記述,金雲卿是首次在唐朝登賓貢科者。今存文獻中,包含他國登賓貢科者在內,仍以金雲卿之例為最早,則唐代賓貢科的建置,或始於這一年──長慶元(821) 年。

再如《太平廣記》卷53「金可記」條曰: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引自《續仙傳》)

《全唐詩》卷506章孝標〈送金可紀(當即前引金可記)歸新羅〉詩云:

唐科第語(一說諳)唐音。

此處以「賓貢進士」來表示其「科第」,其為「賓貢科」及第,語意甚明。再者,此處亦說明「賓貢科」等同於「進士科」,所以又可稱為「賓貢進士」及第。

唐末韓儒崔致遠著《桂苑筆耕》,其序指出崔氏在唐僖宗時登進士科,但在《新唐書.藝文志》則曰:「(崔氏)高麗人,賓貢及第。」《三國史記》卷11「景文王十四(874)年」條曰:「崔致遠在唐登科。」三種典籍,作三種表現:曰進士科,曰賓貢及第,曰登科,足見此處所謂「賓貢及第」,即是進士及第,亦即登(賓貢)科。

嚴耕望氏考證出新羅人在唐朝登賓貢科者有二十三人,其引安鼎福(1712~1791)《東史綱目》卷5上曰:

長慶初,金雲卿始登賓貢科。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榜尾。自雲卿後至唐末,登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之際亦至三十二人。其表表知名者,有崔利貞、金淑貞、朴季業、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李同、崔霙、金茂先、楊穎、崔渙、崔匡裕、崔致遠、崔慎之、金紹渤、朴仁範、金渥、崔承祐、金文蔚等,皆達於成材。而仁範以詩鳴,渥以禮稱,致遠、慎之、承祐,其尤著者也。又有元傑、王巨仁、金垂訓等,并以文章著名,而史佚不傳云。

嚴氏進而考查上舉諸人之事蹟,除元傑、王巨仁、金垂訓等三人史佚不傳以外,共述及崔致遠以下二十人。另外嚴氏又新考金夷魚、金可紀、崔仁(按,字通沇)三人,併前共得二十三人。在《增補文獻備考》(1770年初刊、1782年補、1903年增訂)卷185〈選舉考〉附「賓貢科」條記載新羅人入唐登賓貢者如下(其事蹟省略):

金雲卿、崔致遠、崔慎之、崔承祐、朴充、金夷魚、崔利貞、金叔貞、朴孝業、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李同、崔霙、金茂先、楊穎、崔渙、崔匡裕、金紹遊、金可紀、朴仁範、金文蔚、金渥。

以上共計二十三人。(其中朴充為嚴耕望文所無,而嚴文中之崔仁,則為《備考》所無。又金紹遊在嚴文中作金紹渤(游);崔霙者,原注云:「崔致遠集作崔雲」。)

此外,渤海人入唐登賓貢科事蹟可考者,共得五人;大食人、波斯人等。

錢易《南部新書》丙集云:

大中(847~859年)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

唐朝對於這些「姓氏稀僻」的塞外人、西域人,稱為「諸色目人」,或單稱為「色目人」。

高麗名儒崔瀣《拙\千百》卷2〈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曰:

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別試,附名牓尾。不得與諸人齒,所除多卑冗,或便放歸。欽惟聖元一視同仁,立賢無方,東士故與中原俊秀並舉,列名金榜已有六人焉。

《(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進士錄》的登錄形式如下:

    〔蒙古、色目人第〕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承務郎、第二名以下授及第二甲皆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蒙古〕色目人第二甲(十五名)

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蒙古、色目人第三甲三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承務郎、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二甲十五名

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

(以下人名,略)

八、李穀

貫高麗國,楊廣道韓州。──(主科)《易(經)》

字中父,行四,年卅六,七月十八日。

曾祖將真,本州戶長;祖世昌,本州戶長;父自成,國司巡衛別將同正;母李氏,慈侍下。娶金氏。

庚申本國登科,丙寅征東第三名,壬申第一名,會試第五十名,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以下人名,略)

    漢人、南人第三甲三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

(以下人名,略)

李穀(1298-1351年)之例,是具體呈現所謂「東士故與中原俊秀並舉」的規定。顯然所謂並舉,是將李穀並列於漢人、南人榜,而蒙古、色目人仍另列一榜。李穀的「庚申(1320年)本國登科」,指在高麗本國的禮部試登第;「丙寅(1326年)征東第三名,壬申(1332年)第一名」,指參加元朝設在高麗國王京開城的征東行省的省試,或稱鄉試,六年間共參加兩次,壬申(1332)年,獲得第一名,《高麗史.李穀傳》無記載丙寅(1326)年的這一次。元統元(1333)年,參加元朝的會試,獲得第二甲十五名當中的第八名,但在《元統元年進士錄》記錄為「會試第五十名」,此次共錄取一百名,足見李穀甚為優秀。

《增補文獻備考》卷185〈選舉考.賓貢科〉條其自新羅金雲卿列起,實際共列出五十四人,包含入唐(23人)、宋( 9人)、金(1人)、元(20人)、明(1人)登第者(但曰五十三人,可能未將入金登第的「張良壽」計進)。

總之,賓貢科當成立於穆宗長慶元(821) 年,是專為外國士子而設。參加此科考試者,主要是新羅及其後的高麗,其次是渤海國,以及少數長期居留於中土的大食、波斯人,至明代似尚有安南、占城、琉球應試(詳後),此外則無可考。

 

4.考試地點,不論吏部或禮部主持,均設於該部南院,又稱貢院,直至清代,都在禮部貢院考試。放榜時,張榜於南院東牆有另築一個高達探丈餘的榜牆,牆外圍有棘籬。(王定保《唐摭言》卷15「雜記」條)\

 

5.考試時間

王定保《唐摭言》卷15「雜記」條記載懿宗咸通中(原曰咸光中,恐誤),韋承貽策試,有詩曰:

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

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

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13]

此詩指出三燭盡時,已是「殘月漸低人擾擾」,看來考到將近天亮,人們要出勤之際,此場用時顯然較長。檢其實例,以代宗大曆六(771)年的制舉為最早,但貢舉恐亦始於此時實施。通常仍以三燭盡為限,所以實際截止之時間,似多在半夜,其延長至天明,當是特許之例,並非常態。[14]

 

6.錄取人數,隋代的秀才,總共才錄取十餘人(《舊唐書》卷70〈杜正倫傳〉),其餘不明。唐代原則上每年舉行貢舉,但也常因某些事故而不貢舉。秀才科每年常錄取一人,最多三人。進士科最少一人,最多達七十九人。中宗以後,通常錄取二十人以上,晚唐則定額為三十人,最多錄取四十人。玄宗開元年間,規定明經、進士及第,不得過百人;文宗時,規定進士最多四十人,明經一百二十人(稍後改為百人)。據王定保《唐摭言》卷2「恚恨」條記載:

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

據此,則進士科平均每年不及二十人。這樣的錄取數額,與宋代一次錄取數百名,差異甚大。

 

7.禮儀:鄉飲酒禮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737)年三月曰:

(諸州)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唐會要》卷26「鄉飲酒」條,王定保《唐摭言》卷1「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曰:「以官物充。」)

《唐六典》卷30「功曹司功參軍」條曰:

凡貢人行鄉飲酒之禮,牲用少牢。

至於鄉飲酒禮儀,今可見於《大唐開元禮》卷127。仁井田陞氏《唐令拾遺》〈選舉令〉第二十條,將它繫於開元七年令與開元二十五年令。

惟諸州貢人行鄉飲酒禮之事,當不始於開元七年令。《唐會要》卷26「鄉飲酒」條,謂太宗貞觀六(632)年錄「舊章」之《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長依禮行之。睿宗唐隆元(710)年七月,以鄉飲酒禮之廢為日已久,乃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玄宗開元六(718)年七月,「初頒鄉飲酒禮於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既曰「初頒」,恐係唐朝新定的禮儀。開元十八(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

竊見以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略用其儀。

開元二十五(737)年,乃進而規定:

其所貢之人,將申送一日,行鄉飲酒禮,牲用少牢,以現物充。

據上述可知唐式貢人的鄉飲酒禮,當始於開元六(718)年,然後定於開元七年令及二十五年令。在開元六年以前,係依「舊章」而行其禮,此「舊章」即隋制,《隋書》卷9〈禮儀志〉有「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8. 謁廟禮

鄉貢至京師戶部報到完畢後,須到國子監孔子廟舉行謁廟禮,學官並為之開講,接受質問。王定保《唐摭言》卷1「謁先師」條詳載玄宗開元五(717)年九月詔書,[15] 曰:

古有賓獻之禮,登於天府,揚於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餐;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先聖?),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賢之誤)才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1「兩監」條云:「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恥。」今在謁先師禮之中,又讓學官開講,朝臣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均前往觀禮,場面隆重浩大。其正面的目的,在於互相切磋琢磨。但更重要的在於強調「重學尊師」,這才是實施科舉的本意。不意後來科舉反而打擊學校,考試領導教育,愈陷愈深,以迄今日,竟不克自拔。

鄉貢謁廟禮,始於開元五(717)九月,詔曰:

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唐大詔令集》卷105、王定保《唐摭言》卷1「謁先師」條)

當時是規定明經、進士等鄉貢,在尚書省報到完畢後,十一月一日赴朝廷晉見皇帝(《唐摭言》卷1「朝見」條);然後再到國子監孔廟拜謁先師,學官並作講義,鄉貢可提出質問,這是文舉鄉貢謁廟禮的初次規定。

四、結論

1.隋開皇七年的重要性:從中央到地方,從內到外,轉守為攻。

 

2.貢舉初創有三科,重要意義在於創置「賓貢」科;教育方面則於官學另設四門學。其意即將考試與教育相互配合改革,獎拔中下層人才,視為國家重要建設之一。

 

3.煬帝即位,改「賓貢」科為進士科,再增設俊士科,成為四科制,進一步獎拔中下層人才,而為唐武德繼承。至唐穆宗再復設「賓貢」科,作為外國士人報考貢舉科目,放榜時置於進士科榜末,視同進士,所以又稱為賓貢進士,直至明初為止。結果從唐至明初,將教育與考試作為國內外士人交流之重鎮,及格者其資格之認定,至少在中國及東亞國家均適用,任官無活A今日看來是重要國際文化交流項目。

 

4.貢與舉有別,亦與選有異,目的在掌握人才,為國家所用,以打破世族壟斷,增強中央集權化,以及朝野上下之溝通媒介,尤其經典教育(今日看來是通儒教育,也是通識教育)。

 


 

[1] 參看鄧嗣禹〈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頁107;何忠禮〈科舉起源辨析〉,頁107

[2] 見王昶《金石萃編》,卷501(總頁839),以及文後王昶等人的考證。

[3] 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6),卷3530(總頁4573)。

[4] 參看韓國磐《隋唐五代史論集》,頁297

[5] 參看岑仲勉《通鑑隋唐比事質疑》,頁4「進士科之始」條。

[6] 張沛編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頁137。但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卷5116(總頁859),釋為「俄而雍州引□賓□(下缺)」。其不能判讀之處,在《昭陵碑石》釋為「引昇賓貢,策」,因而不免稍感不安。其正確釋文,似有待查證。

[7] 前引張沛編著《昭陵碑石》,頁125-126

[8] 「房基墓誌銘」,見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三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19),頁24,總頁14119

[9] 樂史《廣卓異記》,收入朱易安、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之三,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10] 參看嚴耕望〈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收入氏著《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民58。初稿刊於民45),頁432-441

[11] 參看拙書第一章〈隋代的貢舉制度〉(原文為〈隋代的教育與貢舉〉,刊載於《大陸雜誌》69-4.5,民73-10.11)。拙書第五、第六章。(原文為〈隋唐貢舉制度對日本、新羅的影響──兼論隋唐賓貢科的成立〉,收入《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中心,1987,頁77-81

[12] 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記》,而不言某氏本,王應麟《玉海》亦不例外。清.徐松《登科記考》「凡例」指出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引之《登科記》,當是宋.樂史所撰,共有三十三卷,起自唐武德以訖天祐末。然則,王應麟《玉海》此處所引之《登科記》,恐亦是樂史之本。筆者曾依據《新唐書》卷58〈藝文志〉所著錄三種《登科記》中,推斷《玉海》所引之《登科記》,屬於李奕所撰之《登科記》,此為純屬臆測,雖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今檢徐松氏說,較具參考價值,乃修正前說。

[13] 唐有三條燭的夜試制度,尚可見於王定保《唐摭言》卷9〈敕賜及第〉「秦韜玉」條;甚至達通宵,見於《白居易集》卷60〈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到晚唐還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見於趙翼《陔餘叢考》卷29「科場給燭」條。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10「唐夜試進士」條云:「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參看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頁93,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14] 參看大野仁〈唐代進士試試驗時間〉(收入《布目潮渢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法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139-157

[15] 玄宗開元五年九月的詔書,尚見於《唐會要》卷76「緣舉雜錄」條、《新唐書》卷44〈選舉志〉、《冊府元龜》卷642〈貢舉部.條制〉、《文獻通考》卷29〈選舉考〉等,但以《唐摭言》、《冊府元龜》卷50〈帝王部.崇儒術〉所載最詳盡。茲據《唐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