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卷六公薦導讀

                                                  魏嚴堅  99/3/20

 

一、崔郾《舊唐書.卷155》、《新唐書.卷163》

郾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

資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為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為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

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

 

二、文藝(下)《新唐書.卷203》吳武陵

吳武陵,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

入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三、奇章公《舊唐書.卷172》、《新唐書.卷174》牛僧儒

牛僧儒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  敬宗即位,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

牛僧孺初抵長安,帶著作品投謁韓愈、皇甫湜,兩人大加稱賞,令先借住於寺院,又教他某日出遊青龍寺,兩人則佯裝拜訪不遇,而在房門題字。隔天,滿城名士都爭欲一睹牛僧孺風采,牛僧孺因此名震天下。
韓愈確實非常樂於提攜後進,《新唐書》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但上面這段佳話並非事實。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五),牛僧孺已中進士,至憲宗元和三年(八八),策試賢良方正,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為上第。換言之,牛僧孺與皇甫湜並無前後輩關係。
再觀《唐摭言》所述「灞滻」是渭水兩條支流;「青龍寺」在長安南門東;「國門」也是指長安城,顯然此事發生在京城。
以唐人科舉投卷慣例,韓愈若要協助牛僧孺揚名,必在他進士登科前,但以唐人科舉投卷慣例,韓愈若要協助牛僧孺揚名,必在他進士登科前,但韓愈宦途多舛,〈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即是指貞元十九年被貶廣東陽山。韓愈任監察御史時,關中旱饑,百姓餓死,故上〈論天旱人饑狀〉,請寬宥未繳賦稅者,卻因此得罪權臣李實而遭貶。這一貶,直到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大赦,韓愈才得以離開陽山,先到郴州待命,再赴江陵任法曹參軍。如此一來,他又如何巧薦牛僧孺?
今由韓愈文集可以見到韓、牛兩人因職事確有過從,如〈迓杜兼題名〉記元和四年九月,他們迎候河南尹,並陪游宿;〈清河張君墓誌銘〉則記「牛宰相」長慶元年擔任御史中丞,此外再無任何足資證明的史料。

傅琁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認為《唐摭言》的這則記載,具體情節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但它記述舉子向有地位的文壇前輩投獻文卷,並以此造成名聲,卻是寫得十分生動。(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270)

 

四、盧延讓(兩唐書無傳)、文藝(下)《新唐書.卷203》吳融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有名大中時,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荊南,依成汭。

卷五〈切磋〉條:「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太平廣記》卷183〈吳融〉條略同。據此,則融未及第即有名於士林間,且有行卷於融者。

《郡齋讀書志》卷四中錄〈盧延讓詩〉一卷:云:「右偽蜀盧延讓子善也,范陽人。」《唐詩紀事》卷六五盧延讓條:「延遜,字子善,范陽人」;《唐摭言》卷三〈散序〉條「同年盧十三延讓」

《郡齋讀書志》卷四中云「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北夢瑣言》卷七〈洞庭湖詩〉條云:「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磠砂發,非千礟石傷。牒多身上職,盎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

吳融有〈雪中寄盧延讓秀才〉云:

「苦貧皆共雪,吾子豈同悲。永日應無食,經宵必有詩。渚宮寒過節,華省試臨期。努力圖西去,休將凍餒辭」

卷十二〈自負〉條有延讓向吳融行卷。

 

五、王泠然

兩《唐書》無傳,《經籍》、《藝文》兩志亦未見著錄,唐宋文獻中記其事椌怓々。傅琁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云:

出土之墓誌《唐故右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序》:「公諱泠然,字仲清,太原人。」又《唐摭言》卷二〈恚恨〉條,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末云:「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該書又敘其家情狀,或有誇大,但亦可見其家並非王公貴門,富豪之家。

 

六、「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

《墓誌》云:「七歲見稱於鄉黨,廿則於王庭,以秀才擢第。」並載泠然卒於開元十二年(724),年三十三,開元五年時王泠然該為二十六歲。

按《舊唐書.卷98》〈裴耀卿傳〉未載其知貢舉事,《新唐書.卷127》本傳亦同。但《舊傳》謂「開元初,累遷長安令」與本文相符。

 

七、「今尚書右丞王丘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

徐松《登科記考》卷七載開元九年(721)拔萃科有李昂、暢諸、王泠然。《舊唐書.卷100》〈王丘傳〉云:

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

由此可知王丘於開元九年知制科舉時,泠然雖已於開元五年進士登第,尚未有官職。

 

八、氣質豪爽,當言無所回忌

本文上張說書,言詞尖銳

 

九、張說

《大唐新語》卷一〈匡贊〉載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尚然諾,于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兩《唐書》本傳所述曰略相同。

又孫逖有《故右丞相贈太師燕文貞公挽詞二首》,中有云:「海內文章伯,朝端禮樂英。」亦可見時人之評價。

 

十、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

張說貶岳州刺史在開元三年(715)時年四十九。《新傳》:「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十一、〈五君詠〉

《新唐書.卷125》〈張說傳〉: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媯翩A時堣l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堣],候塈狺擳P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

註:

史稱張說在玄宗朝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喜延後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

張說所獎掖的文學後進有:張九齡、賀知章、徐堅、孫逖、王翰、徐安貞、許景先、袁暉、韋述兄弟等人。張說的「延納後進,對唐代文學的發展,意義是重大的,影響是深」[1]

 

十二、韓偓   《新唐書.卷183》

韓偓,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崔胤)定策誅劉秀述,昭宗反正,為功臣。

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量,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

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

 

十三、「捋虎鬚」

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為解。

崔胤,乾寧二年(895)登進士第。《舊唐書.卷177》:「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

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

 

十四、相州,屬河北道。《元和郡縣圖志》:

「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兼天下,為上黨、邯鄲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魏郡,理鄴。建安十七年曹操受冊為魏公居鄴。黃初二年,長安、譙、許、鄴、洛陽為『五都』」;「後魏孝文帝於鄴立相州」

初,孝文帝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聖皇天命所相,宜曰相州。」孝文帝從之

 

十五、崔顥〈薦齊秀才書〉

崔顥《舊唐書.卷190下》、《新唐書.卷203》。《新書》:「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舊書》:「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

齊秀才事跡不詳。文中「況孝若相門子第」姜漢椿譯解「德宗時宰相齊映之後」《新唐書卷150》有傳:「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

 

十六、李翱薦徐州張僕射

《李文公集》卷八〈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即推薦孟郊于徐州鎮帥張建封。《舊唐書卷140》《新唐書卷158》有傳:

「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

「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十七、隴西李觀,奇士也

《新唐書卷203》有傳曰:「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十八、平昌孟郊,貞士也

孟郊,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160》《新唐書卷176》。平昌在今山東省安邱縣,考孟郊生平事跡,與平昌無涉。故平昌實為孟郊之郡望。

《新唐書》云:「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孟郊有〈湖州取解述情〉「取解」即謂拔解

《國史補》卷下:「進士為時所尚久矣……京兆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

《舊唐書》云:「少隱于嵩山,稱處士」;「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于文酒之間。」

韓、孟相識未詳始于何時。然貞元七年(791)秋,孟郊在長安應進士試,韓愈亦於是歲赴舉。貞元八年(792)韓愈登進士第,而孟郊落榜。

《唐才子傳校箋》:「李翱分司洛中,日與談讌。薦於興元節度使鄭餘慶,遂奏為參謀,試大理平事,卒。」

 

十九、李觀論孟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

《新唐書》云:「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舊唐書》無之。

李觀《上梁肅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全唐文卷532):「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華忱之《孟郊年譜》謂梁肅于是年佐陸贄主持貢舉事,故繫此事于貞元八年(792)應進士試時。孟郊亦有〈古意贈梁肅補闕〉詩,實有自薦之意。

《舊唐書.卷139》陸贄傳云:「(貞元)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于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

據此,則李觀上書梁肅,當在貞元七年秋冬間。貞元八年春,孟郊落榜而李觀登第。郊有〈贈李觀詩〉,孟、李交往甚深。

 

二十、韓愈送郊詩

孟郊卒後,韓愈曾全力營辦喪事。《貞曜先生墓誌銘》云: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泣哭,且召張籍會哭。」

孟郊拙於生事,一貧徹骨,其〈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云:

「貧別愁銷骨」

韓愈〈薦士〉詩云:

「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二十一、張籍

兩《唐書》有傳,《新唐書》云:「字文昌,和州烏江人」

《新傳》云:貞元中登進士第。《舊傳》云:第進士

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四:「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燈科」

韓愈于貞元十二年(796)至貞元十五年(799)二月間,在汴州宣武節度使董晉幕任觀察推官。張籍因孟郊推薦始至汴州與韓愈相識。

孟郊詩集有〈寄張籍〉;〈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

 

二十二、李景儉

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171》;《新唐書.卷81》

《舊唐書》載: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

「與元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

 

餘論

(一)長安杏園宴

杏園在曲江之西,又與慈恩寺南北相望。唐新進士多游宴于此,行探花之舉。

所謂探花,就是在同科進士中選擇兩個年紀較輕的俊少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名園,去採摘名花,這兩個人叫「兩街探花使」,也稱「探花郎」

 

張籍詩〈喜王起侍郎放榜〉云:

「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鑑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李商隱的連襟韓瞻之子,被李商隱稱譽為:「雛鳳清于老鳳聲」的韓偓,其詩〈余作探使以繚綾手帛子寄賀因而有詩〉:

「解寄繚綾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叢。黛眉印在微微綠,檀口消來薄薄紅。緶處直應心共緊,砑時兼恐汗先融。帝台春盡還未去,卻系裙腰伴雪胸」

 

孟郊〈登科後〉:

昔日齷齪不堪言,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孟郊登第已四十六歲,在這之前他累舉不第,一旦中舉,一掃昔日的抑鬱之氣。

 

(二)主司、知貢舉、座主

唐代主司通常由禮部侍郎充任,有時也由其他五品以上官員充任稱為知貢舉。知貢舉由皇帝於開科前一年的冬天下制確定。

主司所錄取的及第進士對主司稱「座主」,自稱則為門生或門下生。榜帖出來後,同榜同年進士皆須面見主司謝恩,自此便結成了師生的同門同年關係。這種關係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互相聲援或結成朋黨。

主司在主持科舉考試時,有錄取舉子及第的權力。如果舉子為主司所知得到賞識就極易登第,如果為主司嫌鄙,則及第要比登天還難。至於舉子素為主司所知且旦夕相聚,則其及第的機遇也就更大。

主司選士多在自己所知曉範圍內,此乃人之常情。畢竟主司的見聞有限,對全國各地舉子不可能個個全面了解。

 

(三)通榜

主司主持科舉考試時,延邀文林先達及社會知名人士預擬名單,以備選擇。其次,有些官僚以獎譽人才為己任,主動的向主司推荐知名舉子。另有一些權勢人物受人囑託,遞條子、列姓名,要求主司錄取某人及第。諸此種種統稱謂之「通榜」。

因此,是否有人能替舉子通榜給主司,乃是舉子一生是否及第的關鍵所在。參看《唐摭言》卷八〈通榜〉條細詳。

本卷,禮部侍郎崔郾知東貢舉,時朝廷公卿在長樂傳舍宴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匆匆趕到,面向他推荐太學生杜牧及其所作《阿房宮賦》。吳武陵要求給予第一名狀元,崔郾回答說「已有人」,吳乃提出給第三名,崔答曰「已內定」,吳再提出若「不得已,即第五人」。崔尚有難色,沉吟未答。吳武陵見狀,說道「不爾即請比賦」意思是說這是最低名次,你不買帳就算了。此文可以看到主司對狀元以下名次早已有所安排,吳武陵可以直接向主司索討名次,公卿們也可以在酒宴上公開議論及第人的取捨,主司一言九鼎,答應後遂不易更改,諸此種種情況說明主司以及通榜人對舉子有M進退予奪的決定權力。

(四)主司的權限

主司把通榜、議榜之權交給自己的子第或門生故舊。

在科場中,往往有人在放榜之前,掇拾傳聞,散播消息,作「月旦評」,評論某人當及第,某人能得第幾名,用此來左右主司。

科場中也有主司把及第名單交由舉子公推的奇特事例。

主司既有權決定舉子的命運,但亦要看主司選拔人才的政治傾向性以及個人的風格與心態。

主司有權決定舉子及第,但他們亦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而定奪。如社會的人情輿論,尤其是當朝宰相及大宦官的囑託。《金華子》載尚書李景讓弟景莊老於場屋,累舉不捷,李景讓常被母譴責,終不肯囑託主司。此事被宰相所知,便對主司說:「景讓弟景莊今年須放及第」,由於宰相的吩咐,景莊是年遂登科第。

 

(五)投獻行卷往往會彼此產生好感並進而成為相知,互為延譽、薦拔

德宗貞元間,右補闕梁肅文章譽滿天下,時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訪求謁梁肅門下的人「無虛日」[2]。李觀、韓愈、李絳、崔群四人以詩文為友相約同去進謁梁肅。梁肅對他們「獎以交游之道」,並為之延譽。

又韓愈、皇甫湜在德宗貞元間名聲很大,時人稱為「一代之龍門」。牛僧孺到長安赴考,先期前往拜謁行卷,並問兩人自己科第是否有望,韓愈、皇甫湜交口贊譽他「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見卷六)

 

 

 

 

 

 

 

 

 

 

 

 

 

 

 

 

 

《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導讀

 

一、李義琛、李義琰

《舊唐書.卷81》李義琰傳:「其先自隴西徙山東,世為著姓。」

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

「義琰從祖弟義琛」與本卷說法有出入。《舊書》

 

二、寺舍停客

寺院接納客僧之制以後擴及民間,對有緣來寺的俗界中人也予接納食宿,衍生佛寺的社會功能──停客。

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唐京科場風習:

長安舉子,自六月以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七月後,投獻新課……人為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三、寄寺修學

東晉迄唐,一些士人寄居佛寺習業授徒,成為釋門助學的一種形式。隨著佛教的發展,唐代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占地廣闊的寺院,僧宇屋舍較多,同時,佛教寺院安靜清幽的環境適合習業修讀的舉子,既可以擺脫外界庶務纏身和喧囂紛亂的環境,在佛寺的幽靜氛圍裡,讀書修學,準備行卷,寺院乃成為多數讀書人課讀的佳處。

隋唐時期佛教寺院所提供的有利環境,再加上讀書士人們的刻苦努力,使得這些寄寺讀書的文人學士中有許多到後來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人物。根據嚴耕望先生的統計,在當時二百餘例讀書山林寺院的士人中,就有韋昭度、張鎬、徐商、房琯、李逢吉、朱樸、楊收、李泌、劉瞻、段文昌、王播、李藩、李紳、張濬、齊抗、裴h、柳燦等宰相20人。[3]

這些寄居佛寺的讀書人當中,有很多是沒有條件進官、私學堂就讀的貧士如徐商於中條山萬固寺,入寺讀書,隨僧洗。王播「隨僧齋湌,諸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可見這些貧士在佛教寺院中讀書的艱難之處。

元和進士李紳肄業於慧山寺,范攄《雲溪友議》:李紳初讀惠山寺時,「累以佛經為文稿」十分刻苦。[4]

 

四、王播

《唐詩紀事》卷45〈王播〉條: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游。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之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底下句子同本卷)「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5]

 

五、中條山徐商

據《舊唐書.卷179》徐彥若附商傳,徐商於大中十三年(859)及第,寄學萬固寺或在大中初。

《唐詩紀事》卷48〈徐商〉條:

商鎮襄陽時,其觀察判官名王傳,並記云:傳登大中三年進士第。初貧寠,于中條山萬固寺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

此當為王傳而非徐商。[6]

 

六、左街僧錄

僧官沿革:南北朝時期,北方形成沙門統為首的昭玄官系,南方是大僧正為首的僧主官系。[7]長安的僧官

在僧官制度上寺院以三綱為主,至於超出一寺之僧務,則臨時設置十大德加以攝領。武德年間設置的十大德僅止於長安,唐太宗登基後此制度廢止。

僧錄是唐後期新設的中央僧官,有左街僧錄、右街僧錄及左右街僧錄等名目。左街僧錄管京城長安朱雀大街以東街區的僧務,右街管朱雀大街以西街區的僧務,左右街僧錄則統管京城僧務,名義上是全國的最高僧官。

 

《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導讀

 

一、李逢吉《舊唐書.卷167》《新唐書.卷174

李逢吉結王守澄為奧援,朝士代逢吉鳴吠者,有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

 

二、李德裕《舊唐書.卷174》《新唐書.卷180

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

牛李黨的分野

「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

「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

「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惡愈深。」

傅璇琮的論述:

傅曰:「過去的記載及前人的研究,往往有不夠確切的地方」

認為李德裕是反對進士科的;或陳寅恪「把牛李黨爭的性質,歸結為擁護還是反對科舉之爭」;陳的說法岑仲勉先生表示不能同意;大陸學者胡如雷《論牛李黨爭》一文也不同意陳寅恪的論點。

傅璇琮對李德裕的論述:

《新唐書.選舉志》有關於李德裕論進士試的記載,但《新書》的記載是不確實的。經查唐人的史料,找不出李德裕從根本上否定進士科試的證據,相反的卻有扶植文士、獎掖孤寒的記載。本條的史料恰可說明之。

又據《登科記考》卷二十一大和八年載《記纂淵海》引《秦中記》:

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云:『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准前騎瘦馬,范酇依舊蓋番』

大和八年進士考試,正是李德裕擔任宰相期間。

 

三、黃滔

滔以咸通壬辰登薦,年三十三,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

 

四、王貞白

王貞白,兩《唐書》、兩《五代史》俱無傳,僅新唐書.卷60》〈藝文志〉,云:「字有道」《郡齋讀書志》卷五下附志云:「貞白字有道,信州永豐人。」

貞白有詩〈御試後進詩〉《全唐詩卷701》云:「三時賜食天廚近,再宿倫吟禁漏清。二十五家齊拔宅,人間已寫上昇名」。自注云:「是年初放二十五人,後覆汰止放十五人也」

五、張蠙

張蠙,兩《唐書》、兩《五代史》俱無傳,僅新唐書.卷60》〈藝文志〉,云:「字象文」

新唐書.卷60》〈藝文志〉謂蠙「乾寧進士第」,《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謂「乾寧二年進士第」。乾寧二年知貢舉為禮部尚書崔凝,先放崔貽憲等二十五人及第。後昭宗下詔於武德殿復試,僅取十五人。餘十人落下,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昭宗此舉為孤寒開路。

乾寧二年狀元乃趙觀文。

 

《唐摭言》卷七〈升沉後進〉導讀

一、   楊汝士、楊虞卿、虞卿之子楊漢公

新唐書.卷175》楊虞卿傳:

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生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

新唐書.卷175》楊漢公傳:

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

新唐書.卷175》楊汝士傳:

牛李待之善,引為中書舍人。

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

 

二、   崔慎由

舊唐書.卷177》崔慎由傳:

大和初擢進士第,大中初入朝。

弟安潛,大中三年登進士第。

 

三、   王凝

舊唐書.卷165》王正雅傳附凝:

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兩經擢第。嘗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

 

四、   牛僧孺

此則與〈公薦〉條內容雷同。


 

[1] 陳祖言《張說年譜》前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

[2] 《唐摭言》卷七〈知己〉

[3]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1991

[4] 范攄《雲溪友議》卷上〈江都事〉

[5] 據《舊唐書》卷164本傳,王播任淮南節度使在長慶二年(882);李宗閔《王播神道碑序》稱播「貞元十年(794),舉進士(見《全唐文》卷714)」。王播客居惠照寺當在舉第之前。「二紀」為「三紀」之誤,亦合播詩「三十年前」句。參考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中冊,頁1099

[6]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350

[7] 學界對於中古佛教僧官制度的研究已有豐富的成果。如早期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二卷九期,1934)對於中古佛教僧官制度作了開創性研究。此後,日本的服部俊崖氏、道端良秀氏、山崎宏氏等人之研究亦有卓著成績,近著有大陸學者白文固、趙春娥《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西寧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